我的《信報》文章(2019年3月1日A21頁頂) 足本
《「自編醫療爆煲」與 激進右翼思潮 》
1950-60年代香港「差不多有一半」的嬰兒在留產所出生(包括我)
,許多孕婦分娩前後,根本從未見過婦產科醫生。除了「執媽」傳統的影響,主因是產科牀位嚴重不足,出現「兩名產婦佔一牀的『孖鋪』奇景」(黃岐 2011)。
數據顯示在此期間,大量移民湧入香港,單在1962一年內,人口猛增40萬(表一) 。倘若現在每年5.5萬的單程證入境者便可造成「爆煲」壓力,難道1960年代的醫生是來自外太空的超人?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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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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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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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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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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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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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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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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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鑑》英文版1961:
33頁, 1962: 36頁
***1997後每年單程證150 x 365=54,750
香港醫學會會董佘達明撰文《自編自導自演的醫療爆煲》(《自編》,刊2月8日《明報》) ,引用多項數據,論證即使公私營醫療失衡(45%的公立醫院醫生(6,300多人)照顧約九成的香港病人) ,問題仍然不是(公立)醫生不足夠,而僅是在「壓力點」— 急症室、兒科、內科及老人科 — 的醫生不足;另一方面,「私家醫生明顯是過多」。對於「在新界區工作的醫生大呼控制外來人口,改變香港的人口政策以減少對公共醫療的負荷」,佘醫生僅是禮貌地說「純是政治立場的表述」。
此間至少有兩點必須進一步討論。
一是醫生是否短缺的問題。《01觀點》將香港與外國進行比較,「…香港每千人中有1.91名醫生…德國4.2、意大利4和奧地利5.1…」,結論是香港醫生人數不足,認為《自編》「難言公允」(刊2月13日) 。但細意思考,那些國家地域廣闊,都會、城郊的人口密度遠較香港低,醫生的人均數必須站於高位,否則診症距離將變得很長。較恰當的參考是新加坡的每千人2.28,較香港稍佳。
[Note 1]
此外,尚未退休仍然行醫的私家醫生「有5,591名」,倘若主要服務對象為20%香港市民(約148萬) ,則每千人有多達3.77名醫生。經常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人都知道,集中在中環、東區、尖沙咀、佐敦某數幢商業大廈的專科及家庭醫生,一般可預約即日或翌日;私營醫院的24小時門診,日間通常只等候30-50分鐘,晚上或半夜則短得多。
近年在各區更湧現獨營及合夥綜合診所,例如葵芳地鐵站側某平民化的商場內,就有超過10家「家庭科」診所, 日常輪候人數約是2-5,從掛號到取藥一般不超過40分鐘。
就個人經驗而言,1960-70年代往公立診所求診,早上6時排隊,9時拿籌,約11時見「醫官」,中午取藥(花六個小時拿一瓶「馬尿」止咳水,擁擠的狀況天天如是。近10年,老父由於非常節儉(走投無路才使用醫療券)
,慣用24小時電話預約系統,往下葵涌公立診所看病;周初較難撥通,但及至星期三、四、五早上致電,通常可獲配下午或翌日的診症時間。
以日常現實作參考,《自編》的分析有說服力,「壓力點」之論乃一語中的。故問題核心是醫管局的人力調配策略及其日常管理,而非新移民數量。
另一焦點是極少數醫療人員對新移民的態度。近年香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有抵制、鄙視內地同胞的傾向,與歧視南部同胞的意大利激進右翼(Far Right) 頗類似。
意大利現屆聯合政府成員之一的右翼政黨「北方聯盟」,源自1970年代末在意大利北部地區威尼托(Veneto)成立的語言學協會,其骨幹成員對本區的特色感到極度自豪,舉辦課程和研討會以傳承當地的文化、方言,並於1979年創立參政組織。他們的意念逐漸傳揚至鄰區倫巴底(Lombarda,首府是米蘭) 。
一位大學醫科生Umberto Bossi(1941- )對此深受影響,更於1984年建立政團
,把來自意大利南部(貧窮、黑社會橫行、文化水平低)的同胞,視為敵人、入侵者,謀求本區自治,提倡在就業、住房、社會服務、政府職位上優先給予本區區民。連番的選舉勝利吸引北部地區知識分子模仿,排斥「南部」的右翼政團如雨後春筍。Bossi收編此等政團,創立北方聯盟 (Lega Nord)
,1992年以口號「我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參加國會選舉,成為第四大黨,1993年其黨友當選為米蘭市長。[Note
2]
雖然北方聯盟現在也針對外來(北非)移民,但他們的兩個特點沒變。一是對南方同胞持不友善態度,另一是其大部分支持者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因此擔心法西斯主義會在意大利死灰復燃。
這類岸涯自高、孤芳自賞、排斥同胞的優秀知識分子, 特別是醫生,一旦持有排斥他者心理,後果可以非常嚴重。
近30年,多項研究揭示於德國納粹時期,在大學畢業生這個階層中,最活躍的參與者是醫生(表二) 。學者Hugh Gallagher(1990)甚至形容納粹德國是根據醫生的命令管理政府(medical
state)。右翼醫生如此活躍的原因,學者有不同的解釋,最新觀點來自歷史教授Eric Weitz (2003),就是說由於進行免疫接種可以消除、預防有害細菌,因此激進右翼的醫生主張政府應該採用類似的政治策略來處理「污染本地文化」的他者。[Note 3]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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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組織的醫生佔醫生總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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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納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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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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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i
Physicians’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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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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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i
Sturmabteilung (SA) 衝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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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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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i
Schutzstaffel (SS) 親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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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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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Lange 2017: 79頁[Note 3]
雖然目前香港的醫療壓力遠遠比不上1950-60年代的狀況,但已有些别有用心者與極少數醫護人員,編造「醫療爆煲」,且歸咎新移民。此現象頗符合兩項最常見的激進右翼特徵:自視為現行制度的受害者,自封為本地利益的保衛者。更糟糕的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推波助瀾,在網媒及主流媒體(包括電台、報章) 繪聲繪影,唬嚇公眾。
面對這種劣況,當局除了改善管理,還應遏止右翼思潮的蔓延;大學及醫學院的管理層亦須正視並處理,不要讓香港產生另一位Bossi。
Notes
[Note 1]
明報月刊:《產科今昔 (黃 岐)》,2011-10-01.
https://mingpaomonthly.com/產科今昔%E3%80%80(黃-岐)/
明報: 《佘達明:自編自導自演的醫療爆煲》,2019年2月8日
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190208/s00012/1549563094041/佘達明-自編自導自演的醫療爆煲
《01觀點》:《香港並無醫生短缺 公私營醫療失衡 才是關鍵》,2019-02-13.
www.hk01.com/01觀點/294332/香港並無醫生短缺-公私營醫療-失衡-才是關鍵
World
Bank: “Physicians (per 1,000 people), 2016.
[Note 2]
See
p.8-9 in Hans-Georg Betz (1994),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Note
3]
See
p. 79-81 in Matthew Lange (2017), “Killing Others: A Natural History of Ethnic
Viol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