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2020年
7月29日A15頁) 足本
《從科學主任預告天氣 看 通識科之害》
「預測下週天色『好』轉，大致天晴…」「展望本週後期天氣轉『壞』/『差』，有雷雨…」天文台科學主任親身在電視台預報氣象(Now TV332，現因疫情暫停)時，偶爾會順口用好、壞形容天氣。
{** 剛獲朋友告知Now TV 332 預報氣象時段從7:20 pm 移至9:20
pm ，沒有暫停;誠摯致歉。}
對農民而言，一般的雨天、晴天均屬理想。但對城市人來說，稍大一點的降雨已帶來諸多不便，幾乎所有人都討厭雨天。
但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學生都知道，從事科研的基本態度，是排除主觀的喜惡，客觀地查察並描述現象或變化的性質、特徵等等。具學術成就的科學主任依然用好壞形容天氣，乃值得深思的現象，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二。
第一，本身對晴、雨的喜惡已深入思維。儘管久經嚴格科學培訓，還是無法擺脫主觀取態。
第二，認為大多數受眾喜晴惡雨;既然難以改變，沿用他們的慣性褒貶措詞，迎合受眾群體的好壞取向，使市民更容易了解或記住預測的內容(俗稱「貼地」，羊群心態的一種) 。
不管是哪個原因，科學主任無法擯除好壞修辭，除了反映進行客觀分析及講解從來都不容易，亦折射出中學生假道通識科往認識個人成長、社會時事、政治議題，容易踏上歧途。
2020年文憑試通識科試卷，意外地出現一道自暴其短的必答題 — 評論「新聞自由」。
[Note 1]
它教人記起近年一些學者特意重溫的1920年代經典「李普曼- 杜威 辯論」。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是美國記者、間或為總統撰寫講稿的政治評論家、傳播學史上具重要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其名著《公眾輿論/輿論學》1922及《鬼影般的公眾》(Phantom Public 1925) ，引發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曾經對孫文、胡適等有重大影響）就傳媒的新聞報導及評論、知識的本質等議題，跟他進行極富啟發性的辯論(其觀點詳見《公眾及其問題》1927）。
儘管他倆對媒體的營運缺點及解決方案，有迥異的分析、建議，但對資訊與新聞的知識本體問題看法接近。
李普曼指出，身處宏闊複雜的社會，人們不可能直接掌握所有事物的第一手資料。而通過日常生活、報章、刊物所吸收的時事信息，充其量只對現實有部分、片面的不完整認識，在腦海中構造一張被簡化的圖像。
加上傳遞信息者有意或無意之間添上某些見解(類似科學主任形容晴天是好天) ，
導致幾乎每個人對不同的事物、群體都有某種的「定型認知」(stereotype，或譯「刻板印象」，此詞從那時起在學術界、流行文化廣為人識) 。結果是持久的偏見。
杜威沒有異議，但對解決這個認知問題持樂觀的態度。他一方面認為科學的發展、普及，有助提高常人的智慧，而關鍵是積累並傳播經過科學驗證的知識。另一方面，在《教育作為政治》(Education as Politics)的論述中，強調教育必須助人培養「延遲判斷的習慣」(habit of suspended judgment) 。
[Note 2]
在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須要學習延遲為事實與內容未經充分科學驗證的事情作出判斷，原因之一是不成熟的判斷會促成定型認知、日後極難改變的偏見。
有人說「多角度思考」可助學生，從不同人士的利益、立場等，多維地全面分析事件。須知道多角度思考的業務決策制定功能，有別於其教育意義。
英國學者Aaron Ridley於討論科學家的良知(1998)時，指出多角度思考的教育(或哲學)意義，並非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以得出結論。而是讓學習者，在實踐多角度思考後，明瞭現實中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不宜輕易下判斷。
[Note 3]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17》。」多角度思考的教育旨意，不是指導學生在查察不同方面的資訊、論點後，以為自己知道一些什麼，然後同意或不同意什麼;而是要讓學生察覺還有很多東西他不知道、不確定，意識到自己在現階段對世界所知道的，實在太少。這才是智慧，是知也。
古希臘蘇格拉底也說:「我唯一知道的事，是我甚麼都不知道。」(詳見拙文《從應屆狀元之言看通識科之弊》刊2019年7月20日)
遺憾地，香港現時有大量年輕人以為已經知道了終極的真理!
這是誰之過?
李-杜辯論近年再受注意，除了因為全球媒體的內容湧現「反智」現象，亦由於新聞自由再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盾牌。特朗普在2018年提名保守派卡瓦諾為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一名女士稱曾受他性侵，支持民主黨的《紐約時報》連續多週鋪天蓋地報導此事。今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被一位婦人指控性侵，該報享用新聞自由來低調處理。
香港非財經媒體也有類似情況。李普曼指出在此情況下，人們實際上活在一個「偽環境」(pseudo-environment) 之中而不自知。通識科(擬題的)老師，不僅沒有提點學生對新聞報導的內容、手法有所警惕，反而深化了下一代對所謂新聞自由的偏頗性定型認知。
非政治敏感試題(與教學)同樣有不當。卷二題一要求學生討論保育粵劇，但大多數學生實際上對粵劇的藝術價值 (如音域) 、從業員數量與利益，幾乎一無所知;也不察覺要求保育剪紙、紮燈籠…的聲音微弱不堪。
[Note 4]
對粵劇有好感的擬題(與教學)老師，就像喜晴惡雨的科學主任及成人，漫不經心地把粵劇需要和值得(優先)保育的定型認知，烙在下一代的大腦中。
中學生要學習的，是經過科學驗證、積累的自然及經濟、地理這些社會科學基礎類科目，而歷史科課本的史料經過多重嚴謹客觀的考證，可信度高。對科學理論及歷史事實有較廣泛的基礎認知，方能在將來必須作出決定和判斷時，減少主觀取態。
催促學生過早做判斷、誤導學生自以為知道很多的通識科禍害深遠，務必盡快廢除。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各界…缺乏理據的批評」;曾瑞明老師: 「政權打壓…」; 程介明 : 「通識何罪? 」歡迎對兩篇拙文賜教。)
[Note 5]
Notes
for Reference
[Note 1]
HK01,【DSE 2020】2020年4月27日
www.hk01.com/社會新聞/464494/dse-2020-通識科卷一必答題談新聞自由及保障國家安全問題
[Note 2]
Wikipedia:
zh.wikipedia.org/wiki/沃尔特·李普曼
zh.wikipedia.org/wiki/约翰·杜威
John
Dewey, “Education a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ed. Jo Ann
Boydston, vol. 13, 1921-22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34-5.
Tony
DeCesare,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revisited: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the Role of Experts in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2012 Ohio Valle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the 1920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newspapers dropped their
blatant partisanship in search of new subscribers, political analyst Walter Lippmann and philosopher John Dewey debated the role of journalism
in a democracy.[62] Their differing philosophies
still characterize an ongoing debate about the role of journalism in society.
[Note 3]
See
p.110-5 in Chapter 5 “The Scientist”, in Aaron Ridley (1998), Nietzsche’s
Con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he future objectivity of the intellect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ne’s
Pro and Con and to dispose of them — that is, on the ability to explore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by adopting, by trying out, by suspending, by
abandoning, a variety whatever from which every active and interpreting force,
through which alone seeing becomes seeing something, is absent; there is no
knowledge without interest …”
[Note 4]
hk01.com/社會新聞/465683/dse-2020-通識卷二選答-保育粵劇難處-民企發展及智慧城市影響
題目一：保育粵劇難處
題目一提供摘錄報章新聞資料，內容包括一名十歲女童與祖母看粵劇後談及愛上看粵劇；八和粵劇學院行政統籌相信，吸引年輕一代對保育這種傳統中國藝術的活力至關重要；以及兒童粵劇協會望使粵劇題材與青少年更相關。
題目要求考生解釋香港保育粵劇的難處；又問及考生有多大程度同意「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對香港的當代生活作出重大貢獻」,並須解釋答案。
[Note 5]
BBC,
“香港「高考」通識科新聞自由考題引發兩極質疑 考生為何感到為難”,
2020年 4月 29日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發表聲明說：「本會呼籲社會各界能應更全面地審視本科的考卷，避免放大個別議題、概念及提問用詞，缺乏理據的批評不但貶低了前線同工的專業判斷能力，亦抹殺了每年出卷者、以及各通識科教師多年之付出。」
《信報》，曾瑞明: 《教育創造的空間》,2020年7月16日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2523403/教育創造的空間
近期的教育新聞總給人一種感覺，就是教師要麼站在政權那邊打壓學生，要麼就要站在學生那邊反抗權威。
《信報》，程介明
:教育評論《教育何罪?通識何罪? 》，2019年7月5日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2183785/教育何罪%3F通識何罪%3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