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學苑》《一代人》關於 公民民族主義、本土派、大眾主義、以武抗暴、港獨、民主的論述
香港《信報》分四天刊登我的文章《 跟《學苑》《一代人》對談 》
2016年5月27日A20頁《跟學苑「一代人」對談》
2016年5月28日A19頁《君子小人論 貽害一代人》
2016年6月1日A19頁《世途險惡 學子小心》
2016年6月4日A19頁《別歧視閏土與楊二嫂》
全文如下:
跟《學苑》《一代人》對談
港大《學苑》2016年四月號《一代人》《苑論》要求「負責任的研究者」認真審視本土派的論述，
並應該「俯下身」來理解。筆者謹以誠懇、踏實的態度回應八篇《一代人》文章，並且提出一些新觀點。
《族文》《重探公民民族主義: 香港民族如何與自由主義共存》
《眾文》《本土派的政治邏輯－大眾主義的視角》
《瓶文》《告別泛民 猶如告別政治花瓶 》
《破文》《基本法千瘡百孔 港人自決唯有破舊立新》
《革文》《泛民革新論》
《淪文》《甘願淪為低等生物的香港人》
《抗文》《以武抗暴 何罪之有》
《販文》《熟食小販的前世今生》
公民民族
《族文》認為「…香港急切需要公民民族主義理論」，並指出公民民族主義概念「…先於族裔民族主義出現」，其形成來自「…對共享共同身分的渴望……在自由民主體制下任何社群有加入或是離開民族的權利」。
這個說法使人記起美國南北內戰 (1861-65)，其時南部各州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當地白人對黑奴制度有實際需要，亦相信道德上並無不妥，於南北雙方各持己見的情況下，自行建立美利堅聯盟國。假如《族文》的論點成立，那豈不是說林肯總統是一位武力鎮壓公民民族自決的暴君，而美國聯邦政府必須要為歷史翻案，並讓長期醞釀獨立的德克薩斯州脫離美利堅合眾國?
至於《族文》引用瑞士作為公民民族例子，看起來似乎忘了其境內的多個族群，在歷史上曾經長期作戰。瑞士被拿破崙征服的同時，歐洲戰火連天，由於身處阿爾卑斯山高山區，列強為了避免在此損耗軍力，於1815年《維也納條約》確立其中立地位,境內族群樂在其中，從此專注經濟，而不是有「…對共享共同身分的渴望」。
公民民族主義在理論、運作、哲理三個層面都有問題。理論方面，《族文》說公民民族「…不會要求成員對特定意識形態的團結、忠誠、犧牲」，這等於說一個組織沒有綱領，一篇文章沒有主旨，一艘客船沒有方向。相反，大量政治學研究及理論， 都認同類似公民民族的移民國家美國之所以能夠強大，是因為它強調「美國信條」 (American Creed)，並要求國民團結、忠誠、犧牲。另一邊廂，比利時境內，說荷蘭語的 Flemmish (佔人口59%)跟說法語的Walloons (佔人口41%) 就因為持續對抗，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曾經有半年時間陷於癱瘓。
就運作而言，公民民族活像大學校園屬會。去年，一批批志同道合學生各自參加划艇會、圍棋會、文學社;今年一些新同學加入，同時間一些退出，轉去曲棍球會、天文學會、音樂社。這種民族操作模式在國家這個級別和規模是行不通的，因為人心難測，在公民來去自如、小眾高度遊離情況下，稅收、治安等都無法管理。
《族文》在哲理上，為公民民族剔除了同一族裔相互依存的情感，描繪出一個近乎純粹理性的社會。然而，這種違反人類本性的群體組合方法，只能在烏托邦或「君子國」出現，因為族裔血緣關係是人類日常生活中互動聯繫的粘合劑，也是排難解紛的潤滑劑。
內地人的土里土氣和暴發戶嘴臉確實惱人，其法規也相當落後，有多落後?二十世紀90年代，珠三角地區發生多宗工廠大火，工人被困在上鎖宿舍慘被燒死，可見勞工保障福利制度差劣。類似的悲劇是1911年紐約市 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火災，有146位女工死於被上鎖的廠房內。粗略地以此為參考，內地的法律和文明程度相比美國落後至少八十年。
對於在多方面較我們落後的內地人，許多港人都以「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的態度去參加各類扶助工作、服務，例如《苗圃行動》、《農村留守兒童》，協助同胞跨步向前，學習現代文明。這種關懷鄉親、不嫌不棄的民族感情，就是化解民族內部矛盾的潤滑劑。深度西化的泰迪羅賓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主音) 一向以唱英文歌為主，但在演譯粵語歌《鄉愁》時動人心弦，賺人熱淚，因為他就像你、我一樣，依然有親里情懷，引發我們身為「族群生物」的共鳴。
相反，民眾之間缺乏這種共鳴，小紛爭很容易引發極端的流血衝突。十多年前，法國的主流社會人仕由於討厭非洲、中東裔(穆斯林)移民婦女披戴面紗，遂通過法律，禁止她們在學校(2004)和公眾地方(2007)披戴頭紗，導致雙方族裔關係惡化, 自此恐怖襲擊不斷發生。在號稱人權、自由、民主先驅的法國，尚且不能夠做到《族文》所講的「…非主流族裔仍可保留自己傳統語言與生活方式，並受自由主義憲法保護」，又怎麼能說服其他人接受公民民族主義?
對小販不公的侵略
《抗文》認為農曆年初一旺角衝突，源於政府部門「…漠視香港本土文化及新年傳統…嚴厲執法打壓小販，相當於進行不公的侵略…反抗者針對被視為當權者爪牙的警察，而非針對不相干的平民，故此反抗者使用武力有其道德正當性支持…」。
街邊熟食毫無疑問是香港文化特色之一。炸(豬油)
番薯、臭豆腐是我年少時 ，當車衣女工的母親出糧後買回家的每月一次極品美食，味道比現時甚麼三粒星的菜式優勝何止千百倍? 然而，滿足這口福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卻不少。那個時代的小販，不論有牌與否，均要向黑白兩道交保護費，與賭檔、妓寨、毒窟同屬地下經濟的重要支柱。在80年代末，我在廉署社區關係處任職時，經常到九龍城、新蒲崗、土瓜灣走訪商販，眾人異口同聲表示警方已經很廉潔了，但個別檔主仍會低聲說:「給黑社會的開支還是免不了」。《販文》在解釋《新聞透視》 調查發現流動小販的價格比旺角小店仍然高出數元時，兜兜轉轉尋找理由，忽略了小販不敢在鏡頭前說實話的社會陰暗面 — 交保護費，揭示青年學生要小心世途險惡。
簡單地說，到處擺賣的流動小販，不論是在旺角或上水，售賣熟食或乾貨(例如80 - 90年代盛極一時的盜版光碟), 都是黑社會的提款機，助長惡勢力的壯大，危害公眾安全。在合適、合法的地方做生意，跟維護港式熟食文化並無衝突，例如數十年來保持傳統風味的曾記糕粿(西區)、民豐湯丸(荃灣)，一直以大排檔價錢、格局服務大眾，無損文化傳承。
《抗文》的要點當然不是小販，而是《淪文》所講的「官迫民反」，認為港府 (及「抱法處勢」的中共) 施行暴政，所以引用多位學者的論述和著名抗爭者的事例申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當確定談判、妥協這些政治手段不再有效，持不同政見者動武是自然不過的事，《抗文》提及印度甘地及其支持者反抗殖民暴政，是一個很恰當的例證。
然而，且不論警察執法可否被視為「侵略小販的空間」，把港府施政描寫為暴政難以教人信服。雖然香港政府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也有許多缺點，但我們的免費學校教育比美國優勝，公立醫療制度比英國NHS優越，方便各類傷健人仕的公共設施接近歐洲先進水平，當一位女士在城門郊野公園失踪，每天有數以百計公職人員搜索和救援……從這些層面看，實在很難令香港市民相信這個政府施行暴政。
如果說到「言論自由」這回事，大家又是否知道歐美公營廣播機構例如英國的BBC, 美國的 PBS, 德國的ARD，是不會讓右翼團體在他們的電台和電視節目發表包含歧視性質的言論; 反觀香港電台第一台，從早到晚經常讓某些較激進本土主義者暢談各類歧視性意念，由此可見我們距離暴政仍然很遙遠。
魯迅的視角
由於「…以武抗暴的義士為港人付出血和汗，還要被群眾指罵」，《抗文》引述魯迅的散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批評香港有「…太多卑躬屈膝的奴才，太少當仁不退讓的傻子」。
魯迅當年的比喻有其道理，但請同學們不要忽略魯迅作為一位義士或傻子 ，向國人指出問題時，絕非教我們排斥政見不同的鄰居，像《淪文》般低貶他們為「低等生物」，更不是教我們歧視「奴才」、「阿Q 」 、「差不多先生」這些文化落後的同胞。在《故鄉》裏， 魯迅對於仍然懷有守舊(奴才)思想的閏土，絲毫沒有以右翼的「視角」鄙視他， 即使是土里土氣、貪小便宜的楊二嫂 (民國時代版本的大媽) ，魯迅始終保持禮貌而非喊攆喊趕;反而，於提出批評的同時，魯迅勸勉我們同心協力，為同胞 — 宏兒和水生 — 走出一條新路。
《眾文》、《抗文》合共引用大約三十名學者的研究，論證本身的觀點， 有根有據。但請不要忽視學術圈中，持相反意見的論述也多如恆河沙數，單是英國 Thomas Hobbs 的《巨靈》 (Leviathan 1651) 一直以來都是自由民主倡導者的夢魘;早前Peter J. Steinberger 嘗試解決民主國家的權威絕對性與公民抗命之間的矛盾吃力而不討好
(The Idea of the State 2004) ，即屬一例。倒是魯迅的作品沒有引經據典，僅以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故事，寫出簡單易明的道理，發人深省，真正做到「絕不離地」。
從「空間的視角」出發，既然我們和魯迅同樣都是少數有機會在大城市和外國學習新思想的青年，為甚麼魯迅可以包容閏土和楊二嫂，我們不可以?
從「時間的視角」出發，既然我們的曾祖父母輩都很可能同樣是類似閏土和楊二嫂這般土里土氣，我們有甚麼資格可以排斥、歧視眼前的閏土和楊二嫂 這類同胞，而各走各路?
大眾主義及直接民主
《眾文》一方面認為代議民主已經「失能」，提議轉往直接民主; 另一方面，當被批評「…本土主義激烈的反共反移民色彩、文化優越論述」有發展成為極右翼思想的傾向時，提出不宜用左、右來定位，而是以「…大眾主義(Populism或者譯民粹主義)」來了解本土思想，並可視之為本土派訴諸「 …普羅大眾或是低薪青年」與中共政權及離地中產之間的「對抗」。
大眾主義及直接民主有其可取、吸引之處，但至少有三個弱點。首先，在一個大眾主義式社會中，有大量遊離的個體專注、直接地尋求自己的利益，很容易演變成無政府狀態，這是大部份香港人最怕的一回事。
第二，長期而言，它很難擺脫大眾與菁英之間糾纒不清的相互依存關係。就以《眾文》舉出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是大眾主義陣營一分子為例，其領袖齊普拉斯在擔任總理時，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是否接受歐盟減債方案，結果民眾以61.3％說「不」(2015年7月3日);但三天後，齊普拉斯卻代表希臘政府簽署歐盟救助方案，把經已破產的經濟從兵荒馬亂的煉獄中拯救出來。由此可見，大眾主義式直接民主也許可以讓人們發洩一下情緒，但現實決策考慮時，始終不及菁英能夠以高瞻遠觸的視角，以合乎常理的邏輯去審時度勢 (可以參考 Robert
Michels 研究民主政治運作內的 Iron Law of Oligarchy 1911 ，它經過百年考驗，仍然有效 ) 。
另一項弊端是它跟代議民主一樣，無法避免《眾文》所說的「多數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並由於社會處於激進的民粹狀態中,動蕩、分裂將無可避免。就用同性戀為假設例，如果某個國家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是否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最後無法通過，同性戀者可以認為這是「多數暴政」,而根據類似戴耀廷教授的「自覺論」(…「自覺是一個獨特的人類群體…並擁有自治的能力…享有國際法上賦予人民的自決權」,見2016年4月16日《信報》《一國兩制、自決與港獨》)及《族文》所提議毋須考慮族裔血緣關係的「公民民族」概念，則他們「有權」在某地自立「同性戀國」，甚至可以在這裏通過全民投票把異性戀刑事化。倘若成事，其他永遠沒有希望成為主流的人將會傚法，例如德國的新納粹主義者、美國三K黨。
簡言之，《眾文》倡議的大眾主義所「…強調以人民的直接民主來決定政治事務」的這種政治運作，往往將問題過份簡單化、二元化，迫使選民作出非黑即白的決定，並帶領民眾於理解、判斷議題時，趨向採用「求異不存同」這種含有強烈排斥性、歧視性的思維模式，導致小眾不斷脫離主體。
香港的民主聯合政府
董建華革命性地把政策局的領導職位，從過去由政務官擔任改為政治任命，實際上是建立一個類似西方多黨聯合政府的平台，延續金耀基教授所講的「行政吸納」策略。這種安排很簡單，就像英國卡梅倫於早前保守、 自民黨聯合政府 (2010-5) 中出任首相，Chris Huhne (LDP)任能源大臣; 德國默克爾(CDU) 出任聯合政府 (2009-13)總理，少數黨H.P. Friedrich (CSU) 任內政部長 。
香港的特首、司長由代表中央的建制陣營(多數黨)人仕擔任，而當年較踏實的泛民成員(少數黨) 例如鄭家富、何俊仁、單仲偕、狄志遠都能夠勝任局長。可惜事與願違，至今只有少量泛民邊緣人物如張炳良、陸恭蕙加入政府工作。導致這項安排不能成事的原因錯綜複雜，而我認為千百年來深入人心的「君子」、「小人」思考方式是主因之一。
儒家學說在家庭倫理、社會道德有其優點，稱謂道德高尚、品行良好者為「君子」，貪利忘義之徒為「小人」當然有理，但應用到政治則災難重重。政治談判、妥協是文明人類群體於暫時放下武器的情況下，解決衝突的和平手段。而議會式(民主和非民主)政治，不論是古今中外、幕前幕後(包括《破文》低貶的「暗室交易」)，是透過考慮各方利益，辯論各種利弊，找出一個被大多數從政者接受的可行方案(未必是最好的方案) 。
然而，在「我是君子，你是小人」的儒生潛意識影響下，我國從政者從古到今往往各執一詞，各持己見，互不退讓。於是唐代有「牛李黨爭」(最終亡於北胡成五代十國) ，宋朝於范仲淹、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有「新舊黨爭」、「五黨之爭」(最終亡於蒙古成元朝) ，明代則有「東林黨爭」(最終亡於滿洲成清朝) ，到了現代我們有「文人相輕」、海外民運人仕「喜歡窩裏鬥」的常見現象。
九七前，港英執政，大部分港人政治冷感，彼此相安無事。九七後，港人治港，儒生、儒仕的老毛病再次重現。評論員、從政者、傳媒人紛紛搶佔道德高地，自視為正義的代表，低貶對方，脫離現實;青年學者有樣學樣，例如《瓶文》標榜「…本土派贏在道德力量…泛民已道德淪喪」，對李柱銘的揶揄更令人齒冷(就好像一夥年輕知識分子到郊野公園遠足，埋怨小徑崎嶇不平，不能夠玩滑板，不知道早年鋪路工人開山劈石有多艱苦，還要嘲弄一翻，這樣的態度是由哪一位/些教授教出來的?) 。
一天港人抱有這種「我是君子，你是小人，絕不妥協」的態度，一天民主都無法正常運作，而只會惡化成為 Veto-cracy。民主的強項是反映民間對各種利益的素求和意見，代議民主的功能就是在諸種利益的素求中，節衷協調，討價還價，妥協出可行的平衡方案。《革文》 的分析尚可理喻，但《眾文》 對代議民主的批評
—「…政黨只能代表某一階層…利益……非能代表整體社群… 議會成為爭奪經濟利益場所…」— 就等於說橙的顏色是橙色是錯誤的。同學們要知道「代表整體社群」不是代議民主的工作，而是宏觀國際政治的範圍。
香港民主的唯一出路，是從政者、傳媒人、評論員以務實的態度接受一國兩制，即是中央政府永遠是香港的多數黨，本地政黨則以少數黨地位加入行政團隊，而非計較普選是否符合西方的標準，因為民主只是一個工具; 我們須要努力爭取的，應該是柏拉圖的安居樂業(The Republic) 、孔子的「大同、小康」、老子的「往而不害安平太」、墨子的「兼愛、非攻」、韓非子的「公利」。
本土主義一代人
《眾文》認為「…本土派是一國兩制的必然產物」，頗有點命運的悲涼感。但是歷史、人生沒有必然，它不外是人際間一連串的正確或錯誤的決定和行動與大自然萬千變化所混成的結果。含有鄙視持不同政見港人為低等生物及抗拒大型商企的本土派思想，是一連串港府政策失誤所造成，當中至為關鍵的有兩項。
首先，我們有前任UPGC領導要求大專院校注重畢業生的employability，削弱多年來大學培養學生們「關社認祖」的優良傳統。第二項是教育局前領導人推出直資學校制度，名校變相貴族化、世襲化、「門第化」(見《信報》2010年11月25及26日及 2012年7月16日紀曉風文章) ，催化品流觀念。轉眼十多年，長大了的優秀知識青年一方面不甘淪為富豪的賺錢工具，另一方面以高人一等的門第心態，將矛頭指向土里土氣的祖國同胞和「抱法處勢」的中共政權，發洩不滿，甚至要自立香港為高級的「名門府第」。
《革文》申明本土主義旨在以港人為本位，政策以港人為優先，這個定義並無不妥，全球各地城鎮都有本地人優先的政策安排，而且大多合情合理; 但現時本土派的具體要求、背後心態卻跟現代文明南轅北轍。從《眾文》提及的「…文化優越論」、《破文》引述的「…中國卻只是滿肚草的一頭牛」，到《瓶文》強調港人「… 對中國人的優越感與厭惡」，《抗文》、《淪文》指責持不同政見的離地中產者為「奴才」、「低等生物」，全都顯示本土派思想將「君子小人之別」、「求異不存同」的思維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亦將這一代人推到一個危險的懸崖。
懇請青年學者不要偏聽，務必獨立思考，從多個角度，重新理解儒家以外的先秦哲學、歐美以外的民主實況。期盼各方從政者盡快在一國兩制前題下，組成多黨聯治政府，同時使教育理想重回正軌，避免再下一代人重蹈覆轍。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13855/+跟學苑「一代人」對談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14435/君子小人論+貽害一代人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16342/世途險惡+學子小心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19075/別歧視閏土與楊二嫂
歡迎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