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29, 2017

林鄭可參考 默克爾的領導技巧

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3月27日A18頁頂)

林鄭可參考 默克爾的領導技巧


德國總理默克爾(2005- )在國內被暱稱為 Mutti (Mama),在歐盟則有「決定者」(the decider) 的綽號,多年來以不亢不卑的姿態、剛柔並濟的手腕、文化多元的理念,贏得了國內、外的讚譽,值得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參考。

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自二戰以來,一直只能獲得議會25-39%的席位;而德國人口佔歐盟(EU-28)總數更只有16%(2015年),欠缺各地過半數民眾的支持。她能夠有今天的成就,依靠的不是順從民意,而是在公共政策層面上靈活柔韌,在人文價值層面上尊重多元,領導民意。林鄭目前在群眾間支持率偏低,競選特首期間又多次被抹黑,處境頗類似默克爾上台初期,所以雖然德港兩地情況各異,但面對的困難則相似。

德國分析家一般認為,默克爾在國內的政治風格是「聆聽、承轉、溫和」( listen, relay, moderate),並且願意妥協,其施政中較著名的U形掉頭例子有兩個:一是她在福島事故發生後,從原來的支持發展核電急改為逐步淘汰;另一項是為了組建聯合政府,向社會民主黨作出讓步,打倒昨天的我,同意實行最低工資[註1]。

以此為鑒,為求實質改善民生,林鄭可以同時邀請建制及溫和民主黨成員加入政策局,組成聯合政府,從而獲得立法會多數支持票,加快改革醫療、教育、土地、扶貧等多項制度;並善用政治妥協技巧,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平衡稅收結構。

默克爾的領導能力亦在處理三個複雜的政治難題中顯露無遺。於烏克蘭危機早期,熟悉俄語和俄羅斯歷史的默克爾,清楚知道俄羅斯民族的祖先(古代稱 Kievan Rus’)發源地是現在的烏克蘭[註2],因此俄羅斯人很難接受烏克蘭新政府,貿然單方面離開俄羅斯這個大家庭,轉入歐盟,因此無論如何會不惜一戰。默克爾及時勸止華府採取軍事行動,化解了一場災難。

以此為參考,林鄭在處理涉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政治、民生問題時,須深入探究民族、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理順一條邏輯之路,以剛柔並濟的手腕,在整件事的起承轉合中,發揮「承轉」作用,從多角度與公眾、議員對話,領導輿論,在大多數市民之間建立共識。

默克爾於處理歐盟區內債務危機也顯示了一手。希臘除了有激進群眾接連與警方衝突外,總理齊普拉斯更舉行全民投票(2015年),向歐盟的債務重組方案說不,還威脅要離開歐元區。默克爾一方面對暴力威嚇寸步不讓,另一方面派歐盟官員、經濟學者耐心地向齊普拉斯羅列實際數據,痛陳利害,最終齊普拉斯接受現實,在全民投票三天後與歐盟達成協議。

香港內部也有一群激進的反對派人士。雖然在三名年青人因暴亂罪被重判入獄三年後,嚴重的肢體衝突事件短期內再發生的機會頗低,但觀乎最近的特首選舉過程,語言暴力並沒有消減的跡象。

至少有三種語言暴力會對林鄭的管治構成威脅:第一類是謊話、謠言、惡意抹黑、妖魔化 ,二是詭論 、以偏蓋全(批評迪斯尼樂園虧損,但沒有提到它創造了數以萬計工作崗位),三是煽動階級仇恨(仇富、討厭菁英)。更令人擔憂的發展是,近年愈趨嚴重和普遍的「反智」情況,往往倍大了語言暴力的殺傷力。

默克爾剛柔並濟的手腕,值得林鄭借鏡。特區政府一方面應該對那些越過紅線的暴力語言採取法律行動,絕不姑息;另一方面必須更積極主動通過電台、電視、報章、互聯網媒體、論壇、講座,深入淺出向公眾解釋政策理念、交代真相,防止曲解、恐懼、仇恨在社會中蔓延。

近年德國收容了超過一百萬名中東難民,他們大多數是穆斯林,其文化生活習慣不講求男女平等、不重視自由民主,跟德國主流價值觀念扞格不入。部分民眾極為抗拒,右翼組織藉機擴展影響力。但默克爾面對責難,不亢不卑。原因是除了人道主義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全球主義者(Globalist, 不是 Universalist),相信在一個體系內,應該容許對平等、自由這些價值有不同的詮釋。

默克爾這種寬容的態度有其根據,1995年德國憲法法院在十字架案中裁定,在公立學校課室掛十字架是非法的;這案件雖然主要是關於宗教自由,卻引發公眾對德國是否和應否成為一個寬容共和國 (Tolerant Republic [註3])的廣泛討論。

面對香港那些自以為只有自己對自由、平等、民主的一套解釋是正確、神聖的公共知識分子、媒體工作者及激進分子,林鄭必須像默克爾般毫不猶豫地,維護香港多元開放、求同存異的優良傳統。香港人來自五湖四海,月餅有蓮蓉、豆沙、五仁、火腿、蛋黃…餅皮則有漿皮、酥皮、冰皮 奶油皮…同樣道理,香港政制發展沒有必要按照那些人指定的單一標準模式進行。

在公共政策層面上,香港也有一些人單狹地闡釋自由、平等這些價值觀。例如香港盲目追求平等,所有公立學校學生不論資質,學習同一課程、參加同一考試。倒是德國的學生修讀小學後,會根據不同的能力、興趣往不同的中學上課,2000年文法中學畢業試(Abitur)人數佔總數11%,職業中學(Hauptschulabschluss) 多達54.9% ,專科中學(Realschulabschluss)34.1% [註4]。

平等的核心理念是機會均等,讓不同種族、性別、體質、家庭背景…的人都有同樣機會獲得同量但不必同質的公共資源(甲看眼科醫生,乙看腎科),而非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或經歷同樣的過程(所有病人見眼科醫生)。林鄭在改革制度、調整政策時,不妨仿傚默克爾不亢不卑地推廣多元理念,推動泛民人士接受及容許價值差異的詮釋、結果。

[註1]
Deutsche Welle, “Merkel here, Merkel there, Merkel everywhere”, 13 Feb 2015.

[註2]
K. Malfliet and F. Scharpe (eds.)(2003), “The Concept of Russia: Patterns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13-14, Leuven, Bel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註3]
Rainer Forst, “A Tolerant Republic?”, in Jan-Werner Müller, (ed.)(2003), “German Ideologies since 1945: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Born Republic”,p.209-2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註4]


Wednesday, March 22, 2017

以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

我的《信報》文章


《以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信報 2017年3月14日A15頁頂) 


港府必須把握現時經濟形勢穩定和財政收入豐裕的狀況,果斷降低直接稅率,並同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改革稅制。

市民對消費稅的憂慮可以多項措施解決。首先,為了避免市民誤解政府意圖利用消費稅增加稅收,直接稅率必須率先降低。對納稅人而言,降低薪俸稅稅率(包括擴大免稅額) ,可以即時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彌補消費稅的支出;對經營者而言,降低利得稅稅率,可以補償部分初期推行消費稅時,營業額縮減的短暫損失。此外,政府更可以向民眾解釋降低直接稅率對經濟增長有長期的幫助。經合組織一份2008年研究報告早已指出,消費稅相較於公司稅和薪俸稅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最小(註一);換句話說,整體經濟可以從引進消費稅及同時減少直接稅當中得益。

第二,為了盡量減少消費稅對基層市民的影響,我們可以仿效一些外國政府,免收日常生活基本必需品(例如食材、藥物)的銷售稅,營業額低於規定水平的小商販亦可獲豁免。

而也許最有效說服公眾接受消費稅的方法(討價還價條件) ,是實施全民退休保障。雖然全民退保會給政府帶來長期的財政壓力,但消費稅作為一種穩定及可靠的財政收入來源將會足以支付;而且這種安排至少有三項優點。

優點一是香港在稅務概念上可以真正進入一個現代社會。古代對收入徵稅的源起或道德基礎,是政府提供治安保護,例如衙差、城牆、打更,及墟市管理等等,讓漁農畜牧、土木五金的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生產者也願意從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交付差餉、印花等稅項。但時至今天,香港已成為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我們2015年的私人消費佔生產總值達到66%;而全球大多數類似的先進國家和地區,自20世紀中都已經實施了不同類型的消費稅(例如銷售稅、增值稅),兼且佔政府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經合組織國家的2014年平均數是32.6% (美國16.8%、日本19.8%、韓國28%、英國32.9%、以色列38.3%、土耳其44.3%,註二) ,只有香港仍然處於以收入為基礎的古老稅務時代。

優點二是全民退保聯同免費中小學教育的實施,使香港這個富裕的經濟體,實現「老有所養、幼有所長」的小康社會理想,既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也有助促進社會和諧。

優點三是落實徵收消費稅可以擴闊稅基,政府能夠根據經濟實況、形勢,通過調整包括消費稅在內的各種間接稅率,理順每年的財政收支。

你可能會問:為何現代社會必須對消費徵稅?原因很多,現在只討論其中三項。

第一個原因是在哲學層面,消費稅是一種匹配人性、反映人生的稅種。在一個龐碩機構或大型的工廠組裝線裏,也許有數以千、萬計同級職工,每年得到大致相同的薪金,繳納大致相同的稅款,但由於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背景,實際上會花費不同的收入去購買不同的產品和服務,或者乾脆把錢儲蓄起來,從而對政治、經濟、文化構成千變萬化不同的影響,消費稅正好可以跟隨這種動態發展配合社會的演變。所得稅是單一非人化、懲罰性的稅,消費稅是多元人性化、享樂性的稅,因此長期來說,未來的現代社會,應該最終取消所得稅,只徵收消費稅、交易稅(印花稅) 、行為稅(機場離境稅) 。

第二個原因是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經濟身份出現重要變化。你是否已經意識到「富不過三代」這句老話已經逐漸失效? 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歐洲封建貴族雖然沒落,但新興資本家引進信託基金或類似的遺產和資產管理模式後,世家大族隨之出現,富五六七代到了今天基本上毋須工作、敗家,已經能夠享用大量免稅或極低稅的股息和利息收入,消費高檔產品。

而龐大的中產階級經過多年的資產積累和妥善管理,其富二三代亦有類似的現象。他們的生產力可能不高,但消費能力極強,一方面享用免費教育、醫療、公共設施,另一方面從祖父母和父母獲得免稅收入,然後享受免稅消費是說不通的。因此,西方現代社會從消費方面入手,予以徵稅。香港經歷了1970年代至今的快速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後,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愈來愈多人變為純消費者,所以現在是徵收消費稅的時候了。

第三個原因是關於保護環境的需要。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消費不再是為了存活,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包裝精美、顏色彩麗、製作千錘百煉、材料稀有難得的產品,相較簡陋的貨品,往往令消費者獲得更大但不必要的滿足感。這種額外的快感,是建築於損害地球環境之上的,例如生產現代智能手機需要稀土,而開採稀土對水土林木已經造成不可估量的長期損害,棄置大量電子產品所導致的污染更是災難重重。

決定消費什麼樣、多少件產品,某程度上是為環境和未來作出選擇,而選擇後遺留下來的麻煩,無可避免地是由政府來處理,消費稅正是最適當的財政收入來源,為政府提供合符比例的資源來處理相關問題。參考上述經合組織研究論文(註三) ,政府可以利用調整消費稅率或產品類別,鼓勵和勸退某些消費行為,例如有機產品、太陽能板的稅率較低;與此同時,頗為擾民的家用廢物棄置稅也可以通過徵收消費稅來代替。

全民退保及消費稅都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所需要的制度,我們應該以無畏和開放的態度歡迎它們的來臨。

註一
OECD, Tax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pt Working Paper No.620, p.2

註二
OECD Data, Tax on goods and services

註三
同註一  39段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