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
《自健者給自病者的公共醫療補貼》(信報 2017年1月17日A17頁)
(full edition)
「自健者」予「自病者」的公共醫療補貼
假如你的鄰居十多年來，每晚總要在陽台抽幾口煙，二手煙延綿不斷冉冉漂進你的廳房，屢勸不改，月前他心臟病發，急召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救治。你可能會惱怒地問:「政府憑什麼理據把我繳納的稅款補貼這個以二手煙企圖謀殺我的人的醫療開支? 」於討論平等權利這類概念之前，我們首先簡略審視現實情況。
近年糕餅、糖水店遍地開花，生意興隆，頗多年輕人養成頻密享用奶油蛋糕、花巧糖水的嗜甜習慣。各國急謀對策，例如歐美政府宣布徵收含糖飲料稅(sugary drinks tax)，就是希望逆轉糖尿病上升的趨勢。港府數十年來不斷提供現代科學知識，勸勉市民健康生活。大部分人也密切關注自身的健康，飲食均衡，三低一高，服用營養補充劑保健;每天傍晚，我們可以看到數以百計的男女老幼在葵涌、九龍灣等大小運動場進行各式各樣的運動……然而，仍有相當數量的人抽煙、酗酒、吸毒、濫交而欠安全性行為、三高一低(高脂高糖高鹽低纖維)、抗拒運動、害己害人。
外國大多實行醫療保險制度，個人責任自負;但香港實行全民公共醫療保障制度，無論一個市民怎樣明知故犯、自害自病，全體公民都必須合資補貼這些「自病者」的醫療及檢查費用(例如最近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這情況就像天文台已經連續三天發出暴雨警告，十位上街的人有七位自㩗雨具，但三人不聽勸告，懶得帶備，政府擔心這三個路人濕身生病，使用公帑給他們買傘;倘若真的淋病了，只收取小額費用，醫院管理局就會替他們包底。這便是我們的醫療制度，合理嗎?
篇幅有限，本文只討論濫交而欠安全性行為、吸煙兩類自病者。
經過多年的科學知識普及化，一般市民都知道愛滋病(後天免疫力缺乏症) 主要通過血液和性接觸傳染。患者(說穿了)可以分為「任性」與「非任性」兩類，前者包括欠安全性行為的濫交者、共用針筒的吸毒者，後者包括於不知情的境況中通過輸血、
配偶性接觸、母嬰傳播、意外接觸血液等等感染HIV病毒的不幸者。醫療組織為了鼓勵患者求診，防止他們成為隱形的傳染者，不予區分， 硬要市民關懷所有愛滋病患者，並提供醫療補貼。但經過了這麼多年，此舉有兩個缺點。
其一是隨着人們對愛滋病有基本認識，預防措施日趨完善，非任性患者日漸減少，絕大多數新患者極有可能都是任性患者。例如衛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數據顯示，2016年7至9月新病例有190宗，通過輸血、母嬰傳播是零，注射毒品是一，異性性接觸是38 ，同性和雙性性接觸合共98，另有53不詳。由於大家心知肚明是怎麼一回事，結果是累及非任性患者得不到市民的關心。
另一個缺點是濫交者愈來愈有持無恐，是否隱形的傳染者已經變得無關重要，因為一方面治療技術飛躍，存活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可以無憂無慮享受公共醫療服務。這些自病者得到性慾滿足後染上愛滋病，自健自重的納稅人竟然要補貼他們的醫療費，合理嗎?
適當的做法是設置時限，例如從2018年起，所有新患者倘若不能證明是非任性患者，將不予醫療補貼。這樣做將可以反過來迫使濫交者變得謹慎，有效減少新病例。
政府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自1980年代初一直努力，宣傳吸煙會導致癌症(肺癌、口腔癌等共十一種)、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生殖系統疾病這四類頑疾。但可惜的是，仍有數以十萬計的人繼續拚死吸煙。
為什麼他們甘心情願選擇自傷自害自毀之後生病了，雙腿一伸，躺進公立醫院，就要大部分自健自律自重的市民、納稅人向他們提供醫療補貼，還要於進出醫院大門時，東躲西避那些仍然穿着病人衣服的煙民，站在那裏所噴出的二手煙呢?
要把醫療補貼政策合理化，我們必須採取「吸煙者自病自付」的原則，改變現在寵壞自病者的常態。一項可行的方法是立例所有於1982年(《吸煙(公共衞生)條例》生效)或之後出生的成人，於患上四類與抽煙有關的疾病時，如果體內尼古丁超標(為免影響二手煙受害者)，不能得到公共醫療補貼。
也許有人會基於平等、權利這些概念，認為所有公民都應該可以在沒有先決條件下享用公共醫療服務。我們必須清醒知道在大自然中，每個人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平等可言。隨着人類文明進步，群眾間確實逐漸產生一種崇尚「機會均等」的道德價值觀，而它亦幫助文明發展走進良性循環。至於「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觀念，一般被認為是源自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每個人都是神的子女」這個信念。但我們不能忽略在宗教範圍內，神的子女不是人人都能自動升上天堂，而是必須完成某些規定的事情後才可以進入天國;同樣道理，在世俗社會，由於資源有限，每個公民都必須履行某些義務，才有資格享用某些福利。
遺憾的是，在一代又一代理想主義者鼓吹下，加上民主選舉運動中從政者為求選票推波助瀾，平等這個概念被自然化，政府福利被必然化，使人誤以為平等、權利是隨出生而自有的寶貝，可以不勞而穫。這種濫用公共資源的現象，倒過來實際上減少、攤薄自律自重公民應得的援助，一些政府亦因此負債累累。
而更長遠的考慮點，是由於一方面若干數量的人有能力承擔昂貴的幹細胞和未來的生物複製(無性繁殖) 技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所以負責任、有遠見的現代政府，將無可避免要採取法國哲學家福柯(M. Foucault 1926-84) 提倡的「使人活、讓人死的生命政治(make live and let die Biopolitics)」理念施政。未來政府的重點職責是調配有限的公共資源，協助自律自健自重的平民百姓探索其本身的存在意義，自我昇華，有魄力於機會均等的環境中與優生人種競爭，有耐力與人工智能共事，推動文明下一階段的進步，而非淹沒於貪婪和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浪潮之中，虛耗醫療資源及公帑去補貼自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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