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18, 2016

回應黃之鋒: 香港沒有自決的依據

這是我對黃之鋒的文章《回應許劍昭:民主自決,何罪之有?》(信報7月14日A14頁) 的回答文章:

回應黃之鋒: 香港沒有自決的依據 信報2016年7月18日A17頁

香港在歷史法理、政治哲學、族民身份三個層面,都沒有要求自決的依據。

黃之鋒先生的回應文章《民主自決,何罪之有? 》(7月14日,下稱《黃文》)申明「香港眾志」提出香港民主自決「…是建基於香港作為一個前殖民地,卻未有按照國際慣例履行公投自決權利的歷史事實…」

在殖民時代,歐洲列強侵略非、美、亞、澳洲時,血腥地鎮壓當地的土著,佔據他們的土地;而這些土著、部族,大多沒有處於一個民族國家的狀態,也沒有明確的領土範圍。從佔據到統治,雙方亦沒有簽署甚麼條約承認誰擁有統治權、土地使用權等等。倒是列強之間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戰鬥,基於軍事考慮、地形、經緯度,畫下國界,形成現今利比亞、蘇丹、盧旺達、敘利亞…諸國的版圖。但此等國家邊界內,存在許多不同文化、宗教的部族,他們之間有些互相合作,有些充滿敵意。

當列強於非殖民化的過程中,須要移交主權和治權給當地由多個部族組合成的「人民」時,為了確認某些部族是「合法人民」,並同意在這條邊界內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還有其他法律、政治、經濟原因) ,遂安排全民公決,使主權和治權的移交成為一個合法程序(但同時間把大批部族強制鎖定在這片土地內,成為困獸鬥,或把一個部族區域變成處於兩個國家之間…此後種族屠殺、宗教衝突無日無之…) 。

但香港的情況卻截然不同。香港的土地是英國通過三項條約(1842, 1860, 1898) ,直接從當時代表中國的滿清政府割讓、租借得來的。這些條約實際上已經確認香港土地原本屬於中國,邊界範圍亦無異議。當物歸原主時,自然不需要公投,因為物主是擁有中國主權的全體中國人民及他們的共和國。

《黃文》同意「主權在民,是相對於皇權或神權的規範性觀念」,但並未跟進研究「共和」,就立即跳到民主,故須要在此簡略解釋。

新學年第一天,班主任老師在課室裏讓同學們選出其中一人擔任班長,這種用民主方法來選擇領袖生的運作,並不表示學生「因為之前」或者「之後就可以」擁有這個課室的主權。我們必須知道民主(公平選舉、少數服從多數)只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它與主權沒有必然關係。

「主權在民」是磐固「全民共和」的道德基礎,現實上做到每一位公民都有同等的機會、權利、義務參與共和國公共事務,是體現「全民共和」的最低標準。民主選舉是讓公民參與政治事務的方法之一,中共的「輪替交班式」制度是另一種方法,並帶有中國傳統特色。

雖然中共是一個有特殊憲法地位的政黨,但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包括香港公民)都有機會入黨,進而成為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侊如歷代讀書人一樣,透過參加科舉考試從秀才、舉人、進士,晉為縣官、刺史、尚書,一步一步,一級一級,最終實現千家萬戶貼在大門上的人生目標 ——「文丞武尉」。

這個輪替交班式制度  (我稱它為「《共和國》舵手承讓制度」),既延續中國老百姓參與科舉入仕的千年政治傳統,實現了儒家「選賢與能」、法家「處勢而治」(見信報3月22日拙文《本土派錯讀華夏文化》)的思想,也跟西方民主制度一樣,成功體現了「主權在民」、「全民共和」。

這個制度的正常運作不僅為中共政權提供認受性 (legitimacy),也幫助它屹立不倒至今。

中國作為一個全民共和的國家,不僅達到《黃文》對「人民主體性…民為貴…人民的地位高於國家」的訴求,更對每一厘米的中國土地,擁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權益;中國政府也有責任代表全體中國人在香港行使主權。倘若認為政府實行輪替交班式政制,一批追求西式民主的人便有權自決,就好像說:因為政府實行徵兵制,一批支持募兵制的人便有權自決,分裂成國。這種論調有說服力嗎?

《黃文》認為香港經過150年殖民統治,有「獨特的社會結構與歷史…港人有獨特的政治共同體身份」,是繼「白馬非馬」後,再次犯上語理分析的錯誤。

第一,「獨特」的意義含混不清。每個城市都有其獨特歷史發展,如何判斷它獨特的程度達到足以脫離主體的標準?滿族人管治北京凡240年,有「獨特」的社會結構與歷史,他們有權在北京建立滿州國嗎?

第二,在過去的150年,港人的語言、節日、倫理各種生活方式,一直保持中國色彩,兩地人民交往不斷;單憑殖民統治便說我們「與中國人相異」,是以偏蓋全的錯誤。

港大《學苑》的同學曾經以「公民民族」這個概念,試圖跨過兩地同一族裔這個關係,建立一種新的香港身份,但在理論、運作、哲理三方面都有問題(見信報5月27日拙文《跟學苑「一代人」對談》)。

香港+深圳合併的目標當然不是獲得較高的全球排名,而是繼我們在十九、二十世紀與內地同胞共患難後,再次手牽手,努力為七億山區的農民圖取較好的生活質素,共享「小康」。


Monday, July 11, 2016

香港+深圳2047合併, 應對環球新形勢

香港+深圳2047合併, 應對環球新形勢 

It is my article on merger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n 2047 published by HK Economic Journal 信報 on July 12, 2016   (7月12日A17頁)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42207/香港+深圳2047合併+應對環球新形勢

  
英國於脫歐後,倘若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也相繼脫英,剩下的英格蘭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地位,難免會大打折扣。雖然內地學者即時建議將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從倫敦改往法蘭克福或布魯塞爾,但歐盟和歐元的長遠發展亦極不明朗。此外,區域主義、種族主義、保護主義的氣焰日盛,環球金融秩序難以穩定,北京須慎重考慮放慢人民幣市場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框架在「東歐16 +1協議」達成後,可以被視為正式成形。展望未來50 - 70年,中國要為這條貫通亞洲、歐洲、非洲,涵蓋65個國家的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數額巨大的資金;由於風險高、息債多、資本回報時間長,中國極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不得不保持「資本賬」管制,避免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甚至被衝擊。

如果北京認同人民幣在21世紀內不能全面自由兌換 (市場化) ,則有必要倍增港幣的成交量、流轉速,達到輔助中國在改寫國際新秩序、貿易新條款 (terms of trade)時所需要的金融彈性和容量(例如70年後,所有非洲國家的出口項目交易貨幣均為人民幣,出口商交付貨物後(Current Account),可以輕易及無限量(經香港清算)轉換人民幣為港元或其他貨幣,進出香港+深圳股市和融資市場(Capital Account-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Loans)) 。

若要支援發展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香港目前的經濟體積過於細小(只有倫敦的一半,東京的四分之一,見附表),缺乏平原土地 (倫敦、東京、巴黎幾乎整個城市是平地)予高新科技產業的研發,人才的多樣化和數量也不足。其中一項解決方案,是模仿其他歷史上不斷拓展的大都市,在2047年後合併香港、深圳,成為一個有機會在金融和人才方面媲美倫敦的大都會。如果歐盟最終四分五裂,歐元解體,自由兌換的港元更可以晉為人民幣的影子貨幣,支援人民幣成為美元以外第二大的環球主要交易貨幣 。


倫敦
巴黎
東京*
香港
深圳
香港+深圳
初期面積km2
3(中世紀)
105(1850)
40(1869)

327(1980)

現時面積km2
1,738
2,845
2,188
1,104
1,992
3,096
人口 (mn)
9.8
10.6
13.6
7.2
10.7
17.9
GDP(USDbn)**
836
715
1,617
416
363
779
GPCI ranking***
1st
3rd
4th
7th


Data: Wikipedia
*1943年7月1日  東京市與東京府合併成為東京都Tokyo Metropolis 
**GDP (USDb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est PPP-adjusted (listed in Wikipedia)
***GPCI: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香港+深圳合併的模式可以參考1991-2000年完成的東、西德國及柏林市(Berlin) 的統一過程(總成本是2萬億德國馬克,有大量德語和英語的文獻、記錄、分析); 此外,越南和也門(Yemen) 的統一也有參考價值 。篇幅所限, 本文只扼要描摹金融專業和管治政制兩個方面的轉變。

關鍵的金融安排,是中央政府首先分階段把大量美元注入香港(外匯儲備) ,兌換由香港發鈔銀行全新發行的港元 (數以千億計) ,創建一個碩大的資金池,然後讓深圳的官方和民間流動資產,有序地根據適時官方匯率換取港元。

其他政策包括:  [1] 合併香港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採用符合兼容歐盟MiFID 的指令法規;[2] 建立倫敦金屬交易所香港分所(LME 已經成為港交所子公司); [3] 招攬東歐、非洲、中東、上海合作組織地區的銀行在租金較便宜的深圳分區開設分行,積極鼓勵匯豐控股、渣打集團遷冊香港;  [4] 吸引參與中國貿易的「一帶一路」國家企業來港融資、上市,發行伊斯蘭債券、人民幣與港幣債券。

金融業務不能單獨開發,它必須有實質產業配合及專業服務支持。所以,特區市政府除了強化香港科技園、深圳科技園、南山科技園之間的合作,還要擺脫過去大學教育偏重高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科目(醫學、土木工程、建築、測量) 的陋習,鼓勵香港與深圳各大專院校,透過聘用內地及海外教授,聯合開辦航天衛星、 漁農林礦、 石油化學、海洋生態、 飛機船舶 、軍事武器、 阿拉伯語、 非洲藝術、東歐文化等多類有國際視野的課程,讓青年菁英有學習多種高端知識及在各行業實踐的機會,一展抱負。與此同時,香港特區市也歡迎「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到這裏學習,讓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當香港+深圳有一個體積龐大而流暢的金融體系,有一個多元思維而專業的教育體制,我們很有機會能夠超越倫敦,晉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合併後的民生管治,大體上應以香港區的標準為主,包括使用正體字中文和英文為官方語文; 深圳區學生、居民必須學習和考取香港的西醫、工程、會計、法律、建築等各項專業資格,才能夠在整個城市執業;廉政公署繼續在全市執行《防止賄賂條例》。但一些生活安排應予更改,以符合國際(和中國)標準,例如全市一律用左軚行車。

政制的變化關鍵是必須反映主權。近來,「港獨」倡議者常常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一個新的政治組織「香港眾志」在其公開聲明《民主自決 此際起航》更認為:「民主制度,以『主權在民』作為核心原則。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

這些說法是引用「白馬非馬」(戰國《公孫龍子》《白馬論》)這種偽邏輯,拒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其分析上有三大錯誤。首先,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就等於說:潮州人不是中國人,順德人不是中國人,加州人不是美國人,溫哥華人不是加拿大人,白人不是人,黑人不是人, 誰也不是人。

第二,說「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就等於說:九龍主權,應當由九龍人民所掌握;旺角主權,應當由旺角人民所掌握;通菜街主權,應當由通菜街人民所掌握;我們可以接受「通菜街共和國」嗎?

第三,「主權在民」是一個否定「皇權」,主張「共和」的規範性 (normative) 觀念,「民主」的本質是關於選舉制度與政治權力的實證性(positive) 學說,不可反客為主(再者,柏拉圖在其名著The Republic 就論證一個執政者輪替制度比民主更適合共和國的管治);而關鍵的一點是「主權在民」的「民」,是「全民」,不是相信某個學說的「一些居民」。香港、潮州、順德都是中國的地方,每一厘米的中國土地都屬於全體中國人,而非一群小眾可以因為不喜歡「抱法處勢」的中共,就能夠否定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藉偽邏輯任意割地稱權。

因此,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後,香港作為一個「部級」經濟特區市,其五年一任的市長職位,應該由中央政府從其他地區或部門調任部級官員到此擔任,任滿離開,轉調別處。這種安排可以具體表現中央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確保香港執行國家貨幣金融政策,並避免市長與本地各種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帶來的麻煩(香港殖民時期總督調任的制度也有這個優點) 。

另一方面,公務員制度及政務主任職系不變的同時,問責局長制應採取金耀基教授所講的「行政吸納」策略,讓認同中央代表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各個政黨(包括泛民)成員,以能者居之的原則,出任政策局長和副局長,組建「民主多黨聯合政府」。這個制度不單可以反映不同民間意見,亦能夠在立法會獲得多數控制權,免卻目前議會的癱瘓困局。

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是一個複雜艱巨但可管理(manageable)的過程,從現在開始計算,用三十年時間計劃籌備,是相當足夠的。北京應該儘早考慮其利害得失, 而一旦確定,予以公告,啟動新版本《基本法》編寫程序,讓那些不喜歡這種合併的香港區市民安排移民他國,也讓那些對國家發展持樂觀態度的新一代早作準備。

Note:
「…中國極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不得不保持「資本賬」管制,避免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

信報篇幅所限,故在此略作補充:  其中一個參考論據,是國際貨幣基金(IMF) 2016年6月研究報告 “Neoliberalism: Oversold?” 承認: 在發展中國家,資本賬自由化和審慎政府財政 (1)難以實現經濟增長; (2) 明顯增加財富不均; (3) 財富不均反過來損害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可持續性。

“…the effects of two polici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 three disquieting conclusions:
(1)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growth seem fairl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
(2)  The cos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inequality are prominent …
(3)  Increased inequality in turn hurts the level and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

Rick Rowden 在極具影響力《外交政策》雜誌 Foreign Policy 說這份IMF報告等於對自由市場政策的提倡者投下了政治炸彈,近乎引發恐慌。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IMF dropped a political bombshell … that sparked a near-panic among advocates of free market poli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