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23, 2017

北韓與傳媒現形記

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7月22日 A15頁頂)

《北韓與傳媒現形記》


「為甚麼北韓這麼憎恨我們? 」當愈來愈多美國人提問,終於有一份主流傳媒《新聞周刊》及網媒《The Intercept》不約而同在今年5月,勇敢地送來一篇調查記錄式、持平的新聞報導[註1] 。

這兩篇文章坦率、沉痛地告訴讀者: {一} 在長達三年的韓戰中(1950-3),美國在朝鮮投擲了635,000噸炸藥,其中包括32,557噸燒夷彈(napalm ,一種焚毁森林的黏貼式燃燒液體)。而美國在二戰的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只投擲了503,000噸炸彈。

{二} 美國地毯式轟炸所有北韓城市,造成2至300萬平民死亡,佔北韓人口20%(納粹德軍奪取了277萬非猶太裔波蘭人的生命,也是波蘭人口的20%) 。

{三} 美國空軍炸掉所有農場、工廠、醫院,甚至水壩。一名B-29轟炸機飛行員在退伍軍人組織 Veterans For Peace 回憶說:轟炸水壩是一場黑夜任務,那時候他只知道目標位置,但完全不知道是甚麼建築物,事後才知道是用於灌溉的水壩;再一段時間後,當他讀到1944年納粹德軍在荷蘭轟炸水壩,被紐倫堡法庭確認為戰爭罪行 (war crime) ,才驚覺自己不知不覺中犯了戰爭罪[Note1] 。

上述可怕的事情多年來絕少被美國主流媒體報導,深入研究的學者少之又少。2009年3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Charles Armstrong爬梳國防部歷史檔案後,在學術期刊Asia-Pacific Journal 發表文章,指出韓戰的轟炸規模巨大,北韓平民死傷極嚴重[Note2] ,但沒有主流媒體引用此文報導(直到2015年才有網媒Vox.com引述) 。 2010年7月芝加哥大學教授 Bruce Cumings 出版了一本關於韓戰的書,論證美國的行為不道德,只有《紐約時報》通過書評這種形式簡單介紹他的論據[Note3] 。2015年3月,前《華盛頓郵報》記者Blaine Harden 出版了一本關於北韓的書,《郵報》讓他發表一篇短文,簡略提及美軍轟炸規模及北韓平民傷亡情況,開始嘗試解釋為何大量北韓人對美國心存怨恨[Note 4] 。唯一吸引較多人注意的,是1999年《美聯社》報導的「老斤里良民虐殺事件」[Note 5] ,但主流媒體只關注這一特定事件,從未對整個韓戰進行任何調查式報導。

反之,醜化、妖魔化北韓政府和軍隊的文章數以千計,除了分化南北韓,推動前總統李明博(2008-13) 放棄沿襲了近10年的「陽光政策」 (經濟合作方案) ,更支持美軍加強在該地區的力量,使北韓感到危在旦夕的威脅。

北韓的故事告訴我們,不管媒體怎麼樣批評本國政府,但在國際層面,西方主流媒體總以國家利益優先,自由人權等口號淪為攻擊其他國家的武器。

部分香港媒體工作者沒有查閱歷史事實,盲目追隨西方媒體語調,照字搬紙;一些少不更事的評論員,輕易用專制獨裁等言詞批評北韓[Note 6] ,引導讀者以為北韓是一個邪惡國家。倘若多點了解歷史,參考持平觀點,我們會發現北韓在香港是一面照妖鏡,讓那些沒做功課或動機不良的傳媒工作者現形;所謂「後真相」更是一個自欺欺人之說,傳媒反映、報導的事實從來都是一幅不完整的拼圖。

我既反對北韓家族式父傳子的政治權力繼承制度,亦不贊同其某些管治政策,但佩服平壤政府能夠成功使北韓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欣賞它六十年來的經濟、技術成就,並非常尊敬那些數以千計的北韓孤兒,在寄養於前東德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家庭長大成人後,返回國家努力作出貢獻。

北韓對美國的敵對態度,主要是後者數十年一系列不當的政策所造成,化解的責任在於華盛頓,而不是北京。美國用這樣那樣的理由把責任推向中國,要求中國壓制北韓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也違反了周恩來總理批示中國一貫施行的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外交政策。

事情發展到現在,南北韓形勢已經很清楚,無論是核彈,還是古老十八代的原子彈,只要把一枚扔到南韓或日本,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可以撫平美國公眾的情緒,解釋為何美國政府沒有提前撤回分別派駐於南韓的28,500和日本的47,000 軍事人員(特朗普在2016年11月已經用軍費作為藉口,說要從南韓和日本撤兵) 。

因此,美國為了避免尷尬地撤兵,要么搶先攻擊,要么談出一項和平協議。反映美國決策者想法的期刊之一《The Atlantic》發表一篇長文(七月/八月號:英文原版7000字,中文譯本13000字):《朝核困局:當今最棘手的問題 — 對付朝鮮無上策可言,只有下策與下下策之分》,結論是美國即使不情願,也必須採用下下策:「接受現實很有可能是最終的選擇,因為在朝鮮問題上,沒有任何好的軍事解決方案。儘管想到金氏王朝有能力對美國實施核打擊會很讓人恐懼,但接受這一現實,比目前的現狀也差不了多少」[註2] 。

最新消息是首爾政府表示,願意與北方舉行軍事會談,緩解緊張局勢。南韓紅十字會亦提議,討論安排因韓戰分離的家庭團聚事宜。

冤家宜解不宜結。北韓已經具備了在談判桌上所需要的議價能力,隨着更多媒體報導韓戰史實,美國政府和輿論會很快承認並接受,最佳的解決問題辦法,是讓韓國人以自己的方式和平解決自己的問題。

寄望年輕的傳媒工作者、分析員、學者,放棄使用自由人權這類快餐式盧梭標準去分析政治現象,不妨考慮採納尼采的歷史觀,去了解現實的「存在」原因,否則愚昧、無知的醜態遲早都會被照妖鏡現形。


[註1]
2017年5月4日《新聞周刊》
What war with North Korea looked like in the 1950s and why it matters now
Mehdi Hasan, “Why do North Koreans hate us? One reason — They remember the Korean War”, May 3, 2017.

[註2]
2017年7月 The Atlantic,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朝核困局:當今最棘手的問題:對付朝鮮無上策可言,只有下策與下下策之分》

Further reference for readers

[Note 1]
Chuck Overby PhD, “B-29 Operations in the Korean War, 1953”

[Note 2]
2009 March 16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orth Korea 1950-1960”

[Note 3]
2010 July 21
“Carpet-bombing falsehoods about a war that’s little understood”

[Note 4]
2015 Mar 24
“The US war crime North Korea won’t forget”

[Note 5]
Wikipedia, “No Gun Ri massacre”

[Note 6]
端傳媒: 北韓時間
曾志豪: 北韓真面目 2017年6月24日






Sunday, July 16, 2017

曖昧的「民間自治」、曖昧的知識分子

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7月14日A20頁) full version

《回應柯衍健:曖昧的「民間自治」、曖昧的知識分子》

新力量網絡(新力量)研究員柯衍健認為「20年來中央、港府與市民未能共同進退,反映『一國兩制』未能帶來有效管治。」提議在文化、新技術、糧水三方面,讓「關心社會的團體…主動介入公共事務的民間參與…以民間自治來回應不同的政策問題和挑戰。」(《香港未來需要民間自治》(信報27/6/2017)

乍看「民間自治」,以為是類似1789年法國革命後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細看是倡議自耕自食、露天市集(見新力量網頁插圖) 、自學自創的生活方式…但文章末部突然說:「學民思潮是高度組織化的學生團體…懂得設立清晰的目標、清楚的部門分工、有效的決策機制。」

拐一個彎、改一個名,用民間自治向公眾推銷倡議自決的學民思潮,十分曖昧。柯衍健到底是支持自決,想幫助學民在港獨聲音式微的情況下尋求突破;抑或是根本不支持自決,但嘗試找一種新的發展方式予學民?

環顧四周,大量公共知識分子,包括學者、評論員、媒體編輯與記者,對港獨的態度都有某種程度的曖昧,旺角暴動(三人因暴動罪成判囚,故稱之為暴動) 最能突顯這一點。而新力量成員頗有代表性,例如副主席楊庭輝這樣說:「旺角爆發騷亂後,有頗多朋友責怪筆者迄今仍沒有就事件表態。不過,在政治哲學上,『非政府持份者使用武力是否合理?』實屬無窮無盡的辯論。」(《阻港府胡鬧 溫和派有責》20/2/2016)

陳智傑說:「姑勿論大家如何評價旺角騷動,擺在眼前的現實是,類似的『勇武抗爭』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不管你認同或不認同勇武派,他們總可讓你的政治工程、政策和日常運作火頭處處。」(《旺角騷動預示群眾運動褪色》16/2/2016)

立場明確的只有周日東:「再次重申,筆者無意為港獨背書。」 (《壓迫愈大 離心愈大》22/3/2016) 主席呂大樂於嚴正譴責暴力後,着重對本土思想的分析:「年輕一代的焦點則在於…文化與身分認同…」(《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 5/5/2017) [註一]

我認為不單是年輕一代,青、中年知識分子同樣有呂大樂所說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苦惱。

心理學和社會學一向都有研究「自我」 (Self) 與「他者」(Other) 之間的問題。自1990年起,影響無遠弗屆的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及「9/11事件」吸引了一些政治學者深入探討「身份政治」。

這些研究揭示,二戰後歐美的主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及從政者,或出於善心,或因為政治利益,積極地推動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價值的「普世化」(Liberal Universalism) ;除了批評其他政府專制,也矮化了其他文明體系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價值觀,且感到有使命和責任拯救、改變「他們」,逐漸形成了「西方/其他」(West/Rest)、「我們/他們」(us/them)、「自我/他者」的身份性對立。

這種對立使西方知識分子不願也不能理解他者的觀點、體恤他者的局限,若對方反擊,更會誇大他者的本性(Otherness) , 把他者塑造為敵人。例子包括哈佛學者Michael Sells論證亨廷頓和大批學者如何選擇性地闡釋伊斯蘭文明,把穆斯林他者化(2003);英國學者Neil MacMaster論證法國人如何把阿爾及利亞裔移民「他者化」(2003);挪威學者Iver B.Neumann論證西方自由主義者如何把俄羅斯他者化(1999);美國學者James Shanahan 、Michael Morgan論證電視劇內容如何透過性別、種族「刻板印象」(stereotypes)把價值觀和信仰不同者他者化,並動用英雄的暴力來解決分歧(2017)…最終造成近20年全球血腥的文明衝突。此外,由於所謂「落後野蠻」的文明(伊斯蘭、俄羅斯、中國)屢勸不改,且日漸壯大,促成西方社會右翼思維冒起,反對造成內傷的自由普世主義政策,要求各家自掃門前雪、以我為主、以我為先…

香港沒有類似的研究,但到處可見,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教師、年輕人,也因為受自由普世主義影響,加上儒家君子小人論的牽動,刻意以「求異不存同」態度,通過報章、電視、電台、網上論壇、學校課堂等,把中央政府、內地人民他者化,例如「他」說普通話,「我」講粵語,甚至用粵語撰文(新力量成員王慧麟尤其突出);他寫「殘」體字,我寫正體字;他「不文明、禮樂崩壞、是蝗蟲」,我「有禮、守秩序」(但繁忙時段乘地鐵時,後揹大背囊前掌智能手機大模斯樣佔用兩人空間);以排他性極強的態度,狹隘地聚焦在所謂「本土價值」。更因為欠缺歷史、宏觀視野,無法領會國家現時管治哲學中「抱法處勢」和「生命政治」的優點[註二] 。

近兩年,更有激進的右翼港獨用某些條件(例如粵語口音不標準) 把部分港人他者化,引發評論員吳志森、教育大學研究員王潔瑩討論「誰是真.香港人」,情何以堪?

目前,胆大(右翼)者要求以我為主的港獨、以我為先的自決;審慎(自由普世主義)者則進退兩難,一方面要面對現實,另一方面同樣對內地有「他者」的感覺,弄致言辭隱晦、態度曖昧,但暗中為港獨推波助瀾。他們除非用「非儒」角度重讀國史、學習先秦百家思想、接受多元文化,否則很難消除對「普世唯我獨尊」的迷戀,亦無法擺脫進退兩難的困境。

所有立場鮮明者都值得我們尊重,因為大家可以通過公開、嚴肅的辯論,讓公眾加深了解港獨的本質。最可怕的是曖昧者,用似是而非、白馬非馬、美麗包裝的論調,避過公開辯論,吸引群眾支持。

早兩三代長輩耕田打井、縫紉織衣、自烹自飪、騎自行車、鄰里守望相助,仍然歷歷在目。國人向有民間自律、鄉保的樸實文化。柯衍健提議香港承傳這優良的國家傳統值得讚賞,但扯至自治、學民,則不知所云。

[註一]
文摘或多或少有斷章取義之弊,請讀者閱讀原文

[註二]
請參考《本土派錯讀華夏文化》 (信報 22/3/2016) 及其他拙文

Notes for reference

[1]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 Sells,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p.1-29), and
Neil MacMaster, “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 (p.288-309),
in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 Sells (eds)(2003), The New Crusades: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Iver B. Neumann (1999),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James Shanahan and Michael Morgan, “How TV cultivates authoritarianism – and helped elect Trump”, June 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