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7月14日A20頁) full version
《回應柯衍健：曖昧的「民間自治」、曖昧的知識分子》
新力量網絡(新力量)研究員柯衍健認為「20年來中央、港府與市民未能共同進退，反映『一國兩制』未能帶來有效管治。」提議在文化、新技術、糧水三方面，讓「關心社會的團體…主動介入公共事務的民間參與…以民間自治來回應不同的政策問題和挑戰。」(《香港未來需要民間自治》(信報27/6/2017)
乍看「民間自治」，以為是類似1789年法國革命後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細看是倡議自耕自食、露天市集(見新力量網頁插圖) 、自學自創的生活方式…但文章末部突然說:「學民思潮是高度組織化的學生團體…懂得設立清晰的目標、清楚的部門分工、有效的決策機制。」
拐一個彎、改一個名，用民間自治向公眾推銷倡議自決的學民思潮，十分曖昧。柯衍健到底是支持自決，想幫助學民在港獨聲音式微的情況下尋求突破;抑或是根本不支持自決，但嘗試找一種新的發展方式予學民?
環顧四周，大量公共知識分子，包括學者、評論員、媒體編輯與記者，對港獨的態度都有某種程度的曖昧，旺角暴動(三人因暴動罪成判囚，故稱之為暴動) 最能突顯這一點。而新力量成員頗有代表性，例如副主席楊庭輝這樣說:「旺角爆發騷亂後，有頗多朋友責怪筆者迄今仍沒有就事件表態。不過，在政治哲學上，『非政府持份者使用武力是否合理？』實屬無窮無盡的辯論。」(《阻港府胡鬧 溫和派有責》20/2/2016)
陳智傑說:「姑勿論大家如何評價旺角騷動，擺在眼前的現實是，類似的『勇武抗爭』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不管你認同或不認同勇武派，他們總可讓你的政治工程、政策和日常運作火頭處處。」(《旺角騷動預示群眾運動褪色》16/2/2016)
立場明確的只有周日東:「再次重申，筆者無意為港獨背書。」 (《壓迫愈大 離心愈大》22/3/2016) 主席呂大樂於嚴正譴責暴力後，着重對本土思想的分析:「年輕一代的焦點則在於…文化與身分認同…」(《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 5/5/2017) [註一]
我認為不單是年輕一代，青、中年知識分子同樣有呂大樂所說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苦惱。
心理學和社會學一向都有研究「自我」 (Self) 與「他者」(Other) 之間的問題。自1990年起，影響無遠弗屆的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及「9/11事件」吸引了一些政治學者深入探討「身份政治」。
這些研究揭示，二戰後歐美的主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及從政者，或出於善心，或因為政治利益，積極地推動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價值的「普世化」(Liberal Universalism) ;除了批評其他政府專制，也矮化了其他文明體系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價值觀，且感到有使命和責任拯救、改變「他們」，逐漸形成了「西方/其他」(West/Rest)、「我們/他們」(us/them)、「自我/他者」的身份性對立。
這種對立使西方知識分子不願也不能理解他者的觀點、體恤他者的局限，若對方反擊，更會誇大他者的本性(Otherness) ， 把他者塑造為敵人。例子包括哈佛學者Michael Sells論證亨廷頓和大批學者如何選擇性地闡釋伊斯蘭文明，把穆斯林他者化(2003);英國學者Neil MacMaster論證法國人如何把阿爾及利亞裔移民「他者化」(2003);挪威學者Iver B.Neumann論證西方自由主義者如何把俄羅斯他者化(1999);美國學者James Shanahan 、Michael Morgan論證電視劇內容如何透過性別、種族「刻板印象」(stereotypes)把價值觀和信仰不同者他者化，並動用英雄的暴力來解決分歧(2017)…最終造成近20年全球血腥的文明衝突。此外，由於所謂「落後野蠻」的文明(伊斯蘭、俄羅斯、中國)屢勸不改，且日漸壯大，促成西方社會右翼思維冒起，反對造成內傷的自由普世主義政策，要求各家自掃門前雪、以我為主、以我為先…
香港沒有類似的研究，但到處可見，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教師、年輕人，也因為受自由普世主義影響，加上儒家君子小人論的牽動，刻意以「求異不存同」態度，通過報章、電視、電台、網上論壇、學校課堂等，把中央政府、內地人民他者化，例如「他」說普通話，「我」講粵語，甚至用粵語撰文(新力量成員王慧麟尤其突出);他寫「殘」體字，我寫正體字;他「不文明、禮樂崩壞、是蝗蟲」，我「有禮、守秩序」(但繁忙時段乘地鐵時，後揹大背囊前掌智能手機大模斯樣佔用兩人空間);以排他性極強的態度，狹隘地聚焦在所謂「本土價值」。更因為欠缺歷史、宏觀視野，無法領會國家現時管治哲學中「抱法處勢」和「生命政治」的優點[註二] 。
近兩年，更有激進的右翼港獨用某些條件(例如粵語口音不標準) 把部分港人他者化，引發評論員吳志森、教育大學研究員王潔瑩討論「誰是真．香港人」，情何以堪?
目前，胆大(右翼)者要求以我為主的港獨、以我為先的自決;審慎(自由普世主義)者則進退兩難，一方面要面對現實，另一方面同樣對內地有「他者」的感覺，弄致言辭隱晦、態度曖昧，但暗中為港獨推波助瀾。他們除非用「非儒」角度重讀國史、學習先秦百家思想、接受多元文化，否則很難消除對「普世唯我獨尊」的迷戀，亦無法擺脫進退兩難的困境。
所有立場鮮明者都值得我們尊重，因為大家可以通過公開、嚴肅的辯論，讓公眾加深了解港獨的本質。最可怕的是曖昧者，用似是而非、白馬非馬、美麗包裝的論調，避過公開辯論，吸引群眾支持。
早兩三代長輩耕田打井、縫紉織衣、自烹自飪、騎自行車、鄰里守望相助，仍然歷歷在目。國人向有民間自律、鄉保的樸實文化。柯衍健提議香港承傳這優良的國家傳統值得讚賞，但扯至自治、學民，則不知所云。
[註一]
文摘或多或少有斷章取義之弊，請讀者閱讀原文
[註二]
請參考《本土派錯讀華夏文化》 (信報 22/3/2016) 及其他拙文
Notes for reference
[1]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 Sells,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p.1-29), and
Neil MacMaster, “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 (p.288-309),
in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 Sells (eds)(2003), The New Crusades: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Iver B. Neumann (1999),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James Shanahan and Michael Morgan, “How TV cultivates authoritarianism – and helped elect Trump”, June 9,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