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5月24日A19頁頂)
《中美的外語能力 與 大國崛起》
本文的英文版 “Non-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y in US and
China”
在 The 4th Media 刊登
北京需要多少名「非英語」(non-English)文件翻譯員和即時傳譯員，於「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協助各級官員，接待來自130個國家1500多名代表，包括28位國家元首?
當非英語國家領導人談話時，即時傳譯員必須為總統埃爾多安翻譯土耳其語，為首相納吉·阿都拉薩翻譯馬來語，為總理齊普拉斯翻譯希臘語，為總統烏胡魯·肯雅塔翻譯肯尼亞語……
換句話說，中國正在發展一個龐大而多元化的中文與非英語外語翻譯專業人員隊伍。他們不僅為企業提供準確和適時的溝通服務，而且要為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國家崛起，建立堅實的基礎。
一個國家的外語能力不僅僅是為了翻譯，而是構成全球領導能力必不可少的元件之一。喬治城大學Charles King教授在他的一篇《外交事務》文章解釋了這一點。
他認為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是建基於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去獲取其他民族的「內部隱藏」知識 — 文化、歷史、政制、地方經濟、人文地理，並且達到「粒度細微」的地步，讓決策者作出關鍵的區別及到位的決定，而這個能力的起點是精通的外語能力(英國的能力源自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外語研究)。
然而，美國的外語能力正在減弱。2009-13年間，美國大學外語課程學生減少了6.7％，而且大多數課程的跌幅達到兩位數字。美國高等教育現時研究最多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和法語，第三位是美國手語。另一方面，於1991年成立的「國家安全教育計劃」（ NSEP），為學生提供資助學習高水平外語及文化 — 阿拉伯語、中文、印地語、波斯語、俄語、Swahili、Urbu 、Yoruba、土耳其語等等，迄今只批出約二千個學額。此外，在美國學術界，超過一半的國際關係研究人員，很少或從未引用非英語來源的資料 [註1]。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於2016年也提出了類似的關注。她在批評美國的權力中心，有太多(不懂亞非外語)的「 白人、男人、耶魯人」( 美國耶魯大學的菁英學生組織「骷髏會」(Skull and Bones 322)盛產總統、議員、情報和國家安全機構高級官員) 時，指出以非英語為母語的的情報分析員、外交官、軍官，在了解國外事件時，相比只懂英語者，較能看到一些因為不懂外語而會被忽視的細微差別，最終做出更明智的決定 [註2]。
中國近幾年在這方面急起直追。根據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5月11日透露的數據，2012年以來，中國共有35萬多人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其中包括派出非通用語種人才3,454人學習與進修培訓語言項目[註3]。
國內至少有15所公立和10所私立高等院校，是專門從事外語和文學教學的國家認可規模學校 。例如，北京語言大學的中東學院2016年有150名主修生，研究生有40人，是國內規模最大的阿拉伯語專業碩士點之一(此校共有4000名中國和9,000名國際學生) 。
另一所重點大學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提供範圍最廣泛的語言課程, 包括較少見的烏克蘭語、 土耳其語、希伯來語、波斯語等，予6000名本科生和2500名研究生。目前內地學府較缺乏的是非洲語言系，雖然一般來說，阿拉伯語和法語在北非適用，但其他主要非洲語言，如 Swahili（坦桑尼亞，肯尼亞和烏干達）、 Berber（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Somali 、Amharic(埃塞俄比亞）、絕少學校提供相關課程。
展望將來，「一帶一路」將有助產生一個良性的教育循環 — 絲綢之路來往愈頻繁，非英語學生數量愈多，外語課程範圍愈廣泛，及一個良性的文化循環 — 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愈多，對彼此的習俗和價值觀的差異愈諒解。
自1990年代初對美國外交政策取向深具影響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 ，已經被愈來愈多學者，例如 Mark Salter 、 Michael Sells等，論證為導致西方與其他民族的隔膜(West-vs-Rest, us-vs-them) 日益嚴重、身份政治(Indentity Politics)爭端愈趨惡化的主要原因 ;而幫兇之一就是西方白人菁英，由於發展中國家人民積極學習英語使溝通已經很方便，以為毋須學習外語，即可領導全球，結果是反而對外國文化諸多誤解。
中國要發展「一帶一路」，重置全球國際秩序，需要的不單是金錢和政治技巧，還要有一流的非英語外語能力;只有這樣，真正的民族直接溝通、交流才可以進行，中國才能和平崛起。
香港在這方面的貢獻迄今為零。雖然特區政府推出「一帶一路」10億元獎學金計劃，但它是基於英語作為學習媒介(去年拙文《香港+深圳2047合併》已經建議大學開設阿拉伯語課程) 。
由於本地青年學習普通話及非英、法語的外語意願不大，有的甚至只使用粵語寫作，所以較務實的政策，是協助本地的南亞及中東族裔公民，於保持流利的母語之餘，學習普通話和中、英文，達到流暢程度，也許會更有幫助。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餐館吃羊肉卡博 (Kebab) 時，無意中跟鄰座攀談，知道他是黎巴嫩人，居港經年，其中一個兒子在港出生，有我們的身份證，全家人都喜歡住在這裏。
難得香港有多種族裔的人已歸化成為公民，但港府給予非華語學童的支援津貼實在太少(每年每名小學生為港幣3,597元，中學生則為5,331元)。隨着更多內地人精通英文及其他語言，香港的舊有優勢已逐漸消失，如果我們不迎頭趕上，被邊緣化是無可避免的下場。
[註1]
Foreign Affairs, “Charles King: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16, 2015.
[註2]
The White House, “Susan Rice
at the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16 Commencement”, May 11, 2016.
[註3]
新華社2017年5月11日: 《2012年以來我國共有35萬多人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