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家「抱法處勢」治國理念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ism: February 2018

我的《信報》文章(2018年2月8日A19頁)

《美國防戰略與台海風險》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764366/

華爾街研究機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1月初公布其2018年「全球政治風險指數」，中國位列榜首，因為北京試圖改寫世界秩序及規則，將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反擊，引發大量摩擦[Note 1]。

1月下旬，當真果然，美國五角大樓發布《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把中國和俄羅斯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當今頭等威脅。具體內容包括五方面:

[1]利用掠奪性經濟恐嚇鄰國，同時將南中國海軍事化;

[2]塑造一個與他們的威權政體模式相一致的世界;

[3]尋求印度-太平洋地區霸權，放逐美國，以實現未來的全球優勢。

[4]在體制內破壞現存國際秩序，故意模糊民間和軍事目標之間的界限;

[5] 通過經濟手段、宣傳媒體、政治代理人，實質改變國際關係。

該戰略概述了四個反擊的方法：

「...與我們的盟友和合作夥伴聯手：

[甲]把他們調到不利的位置，

[乙]挫敗他們的努力，

[丙]排除他們的選擇，同時擴大己方的，

[丁]迫使他們在不利的條件下面對衝突 (forcing them to confront conflict under adverse conditions 文件第五頁)… 」[Note 2]

丁項的所謂「迫使對手面對衝突」的直接含義，就是迫使中國與美國或其盟友正面衝突。煽動中國與印度就邊界爭端交火，或與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在南中國海島嶼上交鋒，或與日本就東海爭端進行對抗，肯定是放在桌上的方案。然而，迫使北京與台北發生內戰是美國的最佳選擇，原因至少有七個。

第一，國家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因此，如果台灣在美國的援助下，採取任何戲劇性的行動尋求分裂，北京別無選擇，美國可輕易置北京於戰地。

第二，民進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有助合作更順利;假設蔡英文可以連任，2024年之前的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戰火的理想時間。

第三，現時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馬紹爾群島、瑙魯、帕勞與台灣政府保持正式外交關係;鑑於他們在聯合國對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的投票均作出支持，表明他們非常願意配合美國路線，華盛頓有可能通過他們向台灣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使中國處於丁項所講的「在不利的條件下」面對衝突。

第四，由於台灣是一個大島，北京必須在各個領域 -空中、海上、陸地、太空、

網空部署部隊。解放軍所有的優點和缺點都可以在密切監視下顯現出來。五角大樓可以觀察和評估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和平之後如何進行真正的戰爭，以便決定如何進行下一步行動。

第五，由於台灣有一個民選政府，方便華盛頓透過西方媒體對中國作出嚴厲批評，損害北京的聲譽。

第六，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戰爭，中國經濟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國際貿易可能受損，出入境投資可能縮小，儲備可能因商品價格飛漲而下降等等。拖累中國(競爭對手)的增長，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收益。

第七，如果北京不能迅速收回台灣，華盛頓就可在其他地方引發一個或多個爭端，從而使中國處於更加不利的狀況，並延長其苦難。當北京沒有時間和資源的時候，最理想的選擇是對北韓執行攻擊，全面摧毀平壤的核能力。具指向性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論文近來已經從去年反對戰爭，變成主張先發制人，保衛美國本土[Note 3]。

華盛頓已經為此做了一些前期工作，例如國會最近通過了兩項法案，允許華盛頓和台北之間有某種官員及海軍艦隊的交往，一方面激怒北京，另一方面鼓動台北。一篇1月23日的《紐約郵報》文章公然討論「特朗普是否會保衛台灣」，原因是雖然「俄羅斯和伊朗也是威脅，但中國是唯一能夠挑戰美國經濟首要地位的力量，而且很快就會超出我們的軍事力量…」[Note 4]

也許煽動兩岸交戰仍是紙上談兵，但中國外交政策從「韜光養悔」改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經遇到強大阻力。前副外長何亞非的《全球治理與中國的歷史選擇》一書(2016)，對新政策的方略有具體論述。簡概而言，

一是參與並推動國際組織運作，特別是G20，作為改變的引擎;但美國近兩年已逐漸退回到G7 ，刻意沖淡G20峰會影響力。

二是說服美國共同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但特朗普肯定會以「美國優先」及認定「中國為競爭對手」重新定義中美關係。

三是加強與歐洲合作;但去年12月ECFR發布《權力審計(Power Audit)報告》，建議歐盟防範中國的影響[Note 5]。

四是「以金磚國家組織為抓手」，引領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但友好的羅塞夫在巴西已被拉下台，印度正被遊說加入「印太圍堵中國策略」。

五是發掘中等強國參與全球治理;但近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繼遊走拉美、東歐、東盟多國提供經濟援助，稀釋中國的影響力。

六是發展僑務及中外友好「公共外交」;但正受到嚴厲批評，說中國利用「銳實力」來損害西方價值[Note 6]。

外交政策下一步如何走，必須更謹慎考慮兩個關鍵點。一是自21世紀初，種族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West-vs-Rest, us-vs-them) 既廣且深地影響西方國家人民和政府的價值取向及世界觀，這與冷戰後的早期環境大不相同。極左、極右、民粹主義等思潮如何重塑西方政府對外政策? 所謂的全球治理是否能夠實現?

二是特朗普總統正在尋求把軍費預算從2017年的6,340億美元，增至2019年的7,160億美元(大於瑞典的全年國民生產總值!)[Note 7]，其背後隱藏的計劃有可能涉及把競爭對手捲入某種戰爭。特朗普這種凱撒大帝類魅力型領袖很大機會成為一位能夠成功使美國確實再次「偉大」的總統(說shithole之後，民間支持率創新高[Note 8])，在這個時間選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衝其鋒，風險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