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聯合政府」政改方案

我的 信報《議員擔任司局長六大優點》, SCMP “Six ways a coalition would be a winning combination for HK”

這是我的政改方案 第三部分: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6 Dec 5 Monday   p.A11

"Six ways a coalition would be a winning combination for Hong Kong"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051186/six-ways-coalition-would-be-winning-combination-hong-kong

信報 2016年11月23日A23頁

《議員擔任司局長六大優點》

在佔領金鐘、旺角期間，當國家主席習近平引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說梁振英「在關鍵時刻靠得住」後，香港行政長官的主要職責，已經從曾蔭權時期着重社會穩定、經濟復甦，轉移到保衛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所以，在殖民時期曾經效忠英國政府，深受英美價值觀影響(例如胡國興 GBS,CBE、陳方安生 GCMG,CBE)，或過度重視個人榮辱，輕率作出靖绥群眾決定(例如向每位市民派發6,000現金)的公務員，擔任特首的機會極低。

自97以來，特首既要處理複雜多變的內地與特區關係，又須應付香港內部的政策制定及行政立法，職務太繁重，壓力太集中。

要走出這困境，其中一個方法是加強政治問責制，並選用曾經擔任議員的從政者，肩任政務司司長及半數以上的局長職位，組成一個更能關切與回應市民需要的「聯合政府」。

這方案的第一個特點，是讓政務司司長實質領導特區政府，應付香港內部事務(例如土地政策、23條立法)，從而分擔部分行政長官的政治權力和壓力。特首則主要處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向中央報請任免和監督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一般儀式禮節性工作等等。這種分工，類似國家主席和總理及法國的總統和總理權力分工制。

第二個特點是在現時十三個政策局中，半數以上的局長、副局長、局長助理各級職，讓曾經就任立法會功能組別及地方選區和區議會議員的從政者出仕，並鼓勵民主黨參與其中(見拙文《請民主黨考慮加入特區聯合政府》)。

這種安排至少有六大優點。首先，特首和政務司司長可以利用這些崗位，與所有認同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及支持一國兩制的政黨談判，組成聯合政府，並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票。換句話說，這機制為政治談判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靈活的彈性，避免了像現時所有的權力角逐，集中在行政長官一個職位上，也容許各政黨在一定程度上實質參政(雖然任職者名義上必須退黨) 。

另一個優點是這類司、局長擁有議會經驗和人際網絡，於尋求通過法案時有較佳的勝算。外國議會政治的立法成敗，往往取決於內閣部長和政黨的人際關係。早前在「版權法爭議」中，蘇錦樑未有足夠票數和妥協條款就提交法案，表現慘不忍睹，顯然缺乏討價還價及親和遊說的能力和臉皮，而這兩點卻是大部分有豐富議會經驗的溫和中間派議員的強項。

第三個優點是它有利融和政府與市民的關係。由於政務司司長與超過半數的決策局，是大多數市民昔日選舉過、支持過的從政者，市民對政府的認同感、 親切感、安全感、成就感都會大大增強。這類司、局長也較政務官了解行業處境、基層困難、民生素求，從而有更多機會，縮窄管治菁英與草根階層在政策分析方面的差距。此外，假如司、局長失職犯錯，可以藉辭職解決問題，減輕對政府的壓力。

第四個優點，是通過繼續讓專業人才及訓練有素的公務員，出任少數其他政策局的領導位置(例如財政司、律政司、食物及衞生局、保安局、公務員事務局) ，有助平衡政策的財務預算、行政風險、長期定向。

第五個優點是毋須修改基本法。任免和監督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權力仍然掌握在行政長官手中，由誰來擔任哪個職位、任職期、具體數量等等都有供討價還價的伸縮性。

第六個優點，是為政黨提供了一條真正參與執政的康莊大道，成為一個概念上、現實上真真正正的政黨。與此同時，參政者通過議會及政策局的工作，可以從政策需求者和供應者的兩個不同角度，更踏實地審視施政的困難和限制，避免他們成為永遠的反對者或激進分子。

兼備功能界別及地區直選的香港特區立法會，頗為接近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1770-1831)關於立法機關的兩院制理想。黑格爾擔心選民可能會在直選中非理性和「野蠻地」投票，選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議員搗亂施政，所以主張在地主組成的上議院 (其後演變成地區直選) 之外，建立一個以專業公會和工商機構組成的下議院 [註] 。

新加坡立法機關由於沒有功能界別，只有地區直選，為了長期保持經濟增長、社會安定，執政者被迫嚴格管制言論自由(2016年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180個國家中新加坡排行154 ，香港69)。反觀過去三十年，香港功能界別議員為政策制定，作出了相當多平衡經濟發展、穩定社會秩序的貢獻，成績接近新加坡。無可否認，功能組別有其缺點，但從同屬小型城市的新加坡的情況來看，擁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幸福得多了。

也因為我們有功能議席，可以為執政團隊提供多一道管治人才培訓的途徑。各個行業、專業中有參政志願者，皆可先為立法會服務，後擔任司、局長，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通盤全面和高瞻遠矚的政策，這是全球獨一無二的香港優勢。

目前，能夠被中央政府視為「在關鍵時刻靠得住」的人甚少，梁振英、曾鈺成是其中兩位。倒是適合擔任司、局長職位者多的是，其中以葉劉淑儀最為突出，絕對適合出任政務司司長，倘若任內表現出色，可以成功與民主黨合作，並取得中央政府信任、廣大市民支持，將來必有足夠份量競逐行政長官一

職。

[註]

參考§301-315 in G.W.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ood, trans. H.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及曾在香港大學任教 Daniel A. Bell (2000), “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p.294-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公民黨 以法律袒護「失德者」 自毀前程

公民黨 以法律袒護「失德者」 自毀前程

(信報 2016年11月11日A25頁)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431166/

The HK Civic Party is morally wrong to defend the racists who insult a nation during an oath ceremony.

試想想: 假如兩個年輕人於懸掛十號颱風警告信號時，前往石澳海灘衝浪遇溺，消防員搶救時一死三傷，兩人獲救後沒有悔意，反而說消防員技術差勁、設備落後，死傷與他們無關;引起公憤後，兩人堅持要再去沖浪，並與一些石澳居民發生衝突，一批自稱「大形狀政黨」的人出現，護送二人進入海灘，並聲稱堅決捍衞兩人的合法權利。這事件可能會有兩個後果，一是這政黨只能討好少量不可理喻的衝浪愛好者，卻失去民眾的支持;第二是市民將要求政府制定法例，禁止人們在颱風期間衝浪。而導致民眾對這兩位年輕人反感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倆的行為不道德。

楊岳橋作為公民黨署理黨魁，漠視梁頌恆及游蕙禎於宣誓時的不道德行徑(粗言和種族歧視髒話) ，聯同黨員譚文豪和毛孟靜在10月26日用血肉之軀，護送梁游二人進入立法會會議廳，並聲稱堅決捍衞兩人依法宣誓的權利，是一項以法律袒護失德青年的政治舉措，也是一場以黨譽作為賭注的政治博奕。

常人對法律的理解，是一個社會在其文明發展過程中，將群眾共同及重要的道德價值， 例如(自古以來)不應該殺人縱火、姦淫虜掠 及(現代)內幕交易，轉化為成文法例，讓政府執行(這種常人的理解頗接近法律哲學中的 Natural Law Theory, Overlap Thesis, Social Thesis 等等) 。換句話說:道德在先，法律在後;法律是部分(而非所有)道德價值經過製度化(立法程序)的規範。基於自衛而殺人(暴力襲擊者)者，可以免受刑責，是因為雖然殺人是犯法，但自衛是符合道德的行動，於道德是主，法律是客的前題下，自衛而殺人者自然沒有犯法。事實上，許多社會的法律亦已經有關於自衛者的免罪章節。

因此，倘若出現法律和道德不協調的事故，即「道德但非法的行為」，及「合法但不道德的行徑」，常人都以道德為重。當前者發生時，法官通常會給予寬鬆判刑，民眾也普遍接受。關於這種情況的討論，最發人深省的莫過於法國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偷麵包讓姪兒充飢的主角服了19年苦役後獲得假釋，但是因為受歧視和貧困，再次偷竊而被盡責的警官追捕;然而，由於主角此後正直做人，救助貧弱，警官最終放棄把他繩之於法。雖然這僅是一部小說，但它反映古今中外的共識都是以道德為重。

對於「合法但不道德的行徑」，社會的普遍態度是譴責，並尋求立法以儆傚尤，而非因為行徑是技術上合法，便容許政黨用法律去確保失德者有機會重複該行徑。楊岳橋及其他公民黨黨員認為可以用法律袒護失德，實在匪夷所思。也許公民黨亦知道本土派欠缺道德力量，唯有借用法律去掩蓋他們的弱點。

簡單來說，道德力量來自「克己」和「利他」(altruistic) 。然而，香港的本土主義者在這兩方面都不濟，導致道德差錯接二連三。就「克己」而言，鼓吹港獨者那些衝口而出的粗鄙謾罵、誶辱叫囂、歧視言辭，在互聯網論壇、討論區隨處可見;此外，從佔領金鐘到旺角暴亂，暴力不斷升級，與警察對峙期間手段兇殘，更阻礙消防員履行職責，何來克己?

就「利他」而言，自決論最大的賣點是爭取民主，為本土謀取幸福。以平等政治權利、一人一票選舉為本質的民主制度，確實有助促進利他的風尚、情操。所以，在許多民主社會，尤其是以基督徒為主的歐美社會，人們普遍接受高稅率(大多為30％以上) 、高福利，通過政府再分配經濟資源，實踐利他的道德。

但在香港，多年來致力迅速實現民主的政黨的號召力偏低，原因是我們自開埠以來的道德價值，一向强调自力更新、莊敬自強、多勞多得、白手興家;捐贈、慈善一般來說是幫助殘疾、天災或意外的無辜受害者，利他的深度和寬度較西方社會低，是以絕大多數港人對容易導致福利主義、民粹主義的民主抱有戒心。根據統計處數據顯，2015年香港人口約735萬，當中20歲或以上人口約619萬;2016年立法會選舉非建制陣營得票119萬，雖然佔總投票55％，但它只代表所有成年人口的19％，這意味着五分之四的香港成年人，對迅速民主化毫無興趣或極有保留。

在香港社會這種「重克己、輕利他」的道德文化影響下，大部分市民並不怎麼感受到民主的利他道德感染力。在另一邊廂，相當大數量的青年人講求利己多於利他，例如大批大學生排隊等候公屋，且在享受免費中小學和低廉大學教育之餘，還沒有對社會做出甚麼貢獻，就叫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予人一種貪婪的福利主義形像 (在快餐店進食後不會自行將飱盤放到收集處，進出公共場所不拉着玻璃門邊方便跟進的行人，都是我經常論證香港青年缺乏利他意願的例子) 。因此，青年人用急進，甚至暴力手法推動民主化，欠缺利他的說服力。

簡言之，要求民主自決的本土派青年，既不克己，又不利他，無法顯示甚麼道德力量，倒是失德的行為多不勝數，唯有借用所謂人權、法律來掩飾自己的弱點、醜態。更難看的是公民黨竟然充當政治保姆，袒護失德者。

也許有人認為法律與道德無關 (法律哲學中的 Legal Positivism, Separability Thesis)。倘若公民黨是一個學術團體，它當然可以高談闊論法律毋須顧及道德。但公民黨是一個處理眾人之事的政治組織，難道它想告訴我們這個黨沒有人世間的道德觀念，沒有活生生的道德底線，只講法律條文、術語嗎?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公民黨已經失去了市民大眾的尊重、中央政府的信任，政治能量和價值也隨之消失，未來只能充當一個論政團體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