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anuary 28, 2018

社署、學校、公眾須擺脫「郭亞女事件」的魘困

我的信報文章(2018124A15)

各方須擺郭亞女事件的魘困


1986年一名患精神病的失婚婦人女兒郭亞女(實際上是名字沒有) 被發現自出生以來未受過教育,未曾與同齡兒童接觸,天最少有五小時被反鎖獨處屋,由於郭母不合作社署召喚警方,房屋署及消防處等,破門入屋,將母女分開。郭亞女安頓女童院,另將郭母送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輿論反應是質疑社署破門入屋的必要性,亦批評社署濫權拆散兩母女,社工界要求社署署長引咎辭職。政府被迫作檢討及公佈郭亞女事件報告書,提出一系列建議由於文件報告等工作程序(包括呈請法官的批准)非常複雜,加上社會日益強調所謂的私隱,自此三十年來沒有人敢輕言強力介入更遑論批准破門入屋

今年1月11日兩名社工就陳姓小姐弟缺課問題上門家訪時,陳母拒開門,由於社工發現屋傳出惡臭,擔心小姐弟的安全,於是報警。警員到場,陳母繼續反鎖大門對峙,直至警員帶同工具及防暴盾牌準備破門之際,陳母始被勸服開門讓警員入屋。調發現,孩子們沒有被毆打的跡象虐兒被捕的31母親有毒品案底,近年與丈夫分居後患有抑鬱(旺角案)

為何這次沒有人批評幾乎破門入屋的行動?原因有二第一是碰巧幾天前(16)5歲女童疑遭虐待死亡(屯門);第二傳出惡臭社工警員有合理懷疑需要緊急行動相反倘若應門者神智清醒但拒合作內平靜沒有傳出求助聲臭異味等上門社工在一般情況下只能留下聯絡方法,稍後再訪,如而已矣。

屯門案發生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批評有關教師醫療人員警覺性不足苦訴社工人手不足責難個案管理制度欠妥又說什麼家庭功能早已分崩離析容空泛,陳腔濫調,沒有正視問題症結,更沒有公眾討論強力介入,讓前線社工老師敢於採取適當行動,讓社署有更多的空間和靈活性執行法律

強力介入包括破門入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討論話題教育大學一項1999年研究顯示在處理虐兒案時,大部份教師都顯得信心不足兼且不欲過份介入。張超雄議員2010年也注意到由於沒強制介入措施,即使懷疑有虐兒個案也難處理,促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政策但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做法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指出香港的介入模式在第一層的工作已經欠妥缺乏以預防為主軸的兒童政策,因此支援服務往往陷於被動及補救性質,整體來欠缺篩選及支援高危個案機制[1]   

所有這些轉彎抹角言辭背後的意思是幼兒被鎖在室不懂如何求助外人無法確定屋發生的事情沒有足相關的事實和證據,怎可能建立篩選及支援高危個案機制?怎可能採取拯救行動?

但另一方面郭亞女事件建立了懲罰判斷錯誤拯救者(社工老師社署)機制試想想在十疑案中,即使前九件的強力介入真的可以救出孩子免受虐待但只要在第十案行動後發現原來是一場誤會社署學校不但會面臨嚴厲的投訴和批評要處理轉介至申訴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的投訴甚至民事索償因此,現實的後果是:誰也不敢動虐者一根毛直到臭味傷痕呈現並恰巧遇到敢於承擔的前線人員受害者才有一線生機所以在旺角案中社工冒着判斷錯誤後輕則挨罵,一生事業前途盡毀風險於承擔,強力介入得我們高度讚賞

郭亞女事件實際上把「寧縱毋枉」這個價觀念嵌入社署政策植入公眾預防虐兒思考體系

社會的兩難是要決定保護700萬人的私隱家庭主權(「寧縱毋枉)和保護一個幼兒的生命(「寧枉毋縱」) 哪一項優先? 30年來香港社會滿手鮮血地選擇了前者請不要自欺欺人沒有任何機制能夠完美地解決這個兩難;哭哭啼啼批評政府、談論改善家庭功能等等只是逃避現實

具意義的討論有至少兩個層面首先是權衡私隱幼兒生命的社會價第二是研究是否有可能或怎樣建立一個寬免過度介入社工老師受罰機制。關於這項兩難的直接討論在許多國家已經進行保護兒童會應該有詳細的資料一個間接相關的案例可以作為參考。南非進行一項具有保密承諾的社區醫療問卷訪談調查時一名女子承認餵毒藥給她的兩名5歲以下的小孩,導致一死一傷但醫生被告知是意外沒有跟進調查,問卷調查員登時處於兩難這份討論文件詳細列出調查員報警與否的正反方論點[2]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公共政策的管轄區域內首要」保護的是生命而非私隱下的信息。另一項考慮是隱私的範圍廣,個人的自律程度很可能會低。所以長於道德倫理儒家強調君子慎其獨(《中庸》)倘若公民自律程度低,這個社會的文明發展亦乏善可陳矣。

在字典解釋是壓住不能動彈到底我們需要有多少兒被虐死殘害,可以擺郭亞女事件的魘困?


[1]
文英玲 (2000):香港中學教師對虐兒問題的認知及處理調
明報2018年1月11日邵家臻:女童之死與制度之亡
張超雄 : 慘案不斷談何社會和諧2010年1月14日
明報2018年1月15日蔡蘇淑賢:虐兒事件:預防比識別更重要

[2]
Yandisa M. Sikweyiya and Rachel Jewkes, “Disclosure of child murder: A case study of ethical dilemmas in research”, SAMJ March 2011, Vol.101, 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