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rch 18, 2018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


我的信報文章  2018年3月19日 A19頁頂

工作收入差距港府派發現金》全文足本數據表一


也許人工智能(人)駕駛科技還需要10年或更多時間才能在香港的公共巴士的士運作但最近的司機罷工事件顯示社會確實持續面對大量工作人口收入長期低微的問題表一比較1999/00和2015/16年度的工作人口及其收入(包括薪俸獨資合夥營運收入不包括例如租金股息等投資收益) 數據顯示四項特

儘管有通貨膨脹和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人在這16年之間的總收入佔整體份從12%輕微縮至11%;最高薪俸的約一成納的收入從12.9%升到14.7%;最高薪0.1%納從3.44%漲到5.61%現象可理解為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薪俸收入30至150萬元的人數佔整體份從35.61%上升到51.25%但收入總額比僅從53%增至56%,扣除通脹後幾乎16年不變意味中階級(例如中學校長在2015/16年薪金約130萬元)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有納的非法團(獨資和合夥)業務的總數總收入沒有顯著變化假定業務平均有1.6個東主,則每名東主收入16年來都在60萬元左右這是中階級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另一個跡象

倘若網外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人數加起來這群組16年來穩定地保持在240萬左右展望數碼時代的21世紀,除非出現奇蹟,香港可能有240萬或更多的就業人口長期無法取得有意義的收入增長這現象與多項經濟史研究結果一致例如麥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 公元1-2003年的研究顯示在古代技術落後時期,各國人均都差不多;但自16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Note 1]表示具備知識和高技術水平的的工作收入增長率穩定和持久地較高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現實因此,政府的理財作用不可能是縮小差距,而是緩解差距擴大所衍生的問題在數碼時代港府理財哲學更需要多點調整,應對更複雜的問題

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收支平衡的管理古今中外民族存亡和發展是國家重中之重政府開支的根本哲學是現實主義(Realism)根據存亡緊急程度發展需要幅度增減相關開支 (量入為出政府支出佔GDP比率等只是原則,而非哲學)歐洲古羅馬時期為了防禦和擴張土地貿易戰馬婚姻銷售宗教人頭 (poll tax) 擁有和買賣奴隸都要課[Note 2]之後變化離不開全民皆哲學類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根植培養納義務感,故西諺死亡和是逃不中國從井田制到租庸調徭役(兵役、夫役等)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雖然主要是向丁男課,核心精神也接近普遍主義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大量的前奴隸或低技術工人既沒有土地,也沒有高收入(被稱為奴工);他們和高收入者之間差距隨科技發展加速擴大西方決策者保持銷售稅(全民皆稅稅種)同時,將再分配概念注入,收入較少者免收入較高者課以累進,哲學上是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引入稅範圍為何英們願意接受這種重大的改變?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英實際的考慮是如果拒奴工會發動革命,砍掉你的頭顱,搶奪你的資反之,如果接受,無論是民主還是威權政制,他們都可長期通過不同的形式享有某些優勢 [Note 3]

1950-70年代,香港基本上是難民社會,普通工人一窮二白,向他們徵稅是耗費行政資源收入非常有限;大部分稅額來自強勢英資銀行及其高級職員,港英乃乾脆實行特殊主義現實主義開支的哲學理念,用簡單(免銷售累進)量入為出(限制福利)為口號,維持管治的生存與發展,其優點多不勝數但凡事總有利有弊,其中一項是大量市民免或繳納很少款,其納義務感社會責任感愈微弱一些人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地年都應該有某類優惠若不滿意怨憤叢生;與此同時,數碼時代加速英的收入增長,繳納稅額在總量中佔愈高,滋生我們他們這類對立分化思想(例如仇富)

緩解的方法,除了我早前的建議降低直接並同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 (見信報2017314拙文),用適量普遍主義來稀釋特殊主義的影響;還要在

未有全民退保前
實施消費前後

運用大額財政盈餘向公民派發現金,營造

同一社會分你我有福同享(消費)的價值觀

因為社會有大量收入低增長就業者,不僅其工作人口比例持續穩定,並且是永恆的現象

現實主義(理財)哲學警告我們:不合時宜的政策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和安定

單是足球員將球踢入龍門 這個動作不足以得分它必須按照比賽規則完成後才有意義。單是「派錢 這個動作不足以凝聚民心它必須按照政策規範完成後才有意義如何建立政策規範並使公眾認同權利義務才是對司長真正的挑戰



Reference
[Note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1-2001 AD (updated to 1-2003)”


[Note 2]
Wikipedia, List of Roman taxes

[Note 3]
1.     C. Wright Mills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Robert A. Dahl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