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 2018年3月19日 A19頁頂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全文足本及數據表一
也許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科技還需要10年或更多時間才能在香港的公共巴士、的士內運作，但最近的司機罷工事件，顯示社會確實持續面對大量工作人口收入長期低微的問題。表一比較1999/00和2015/16年度的工作人口及其收入(包括薪俸與獨資、合夥營運收入，不包括例如租金、股息等投資收益) ，數據顯示四項特徵。
一，儘管有通貨膨脹和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在這16年之間的總收入佔整體份比，從12％輕微縮至11％;而最高薪俸的約一成納稅人的收入份比，從12.9％升到14.7％;最高薪0.1％納稅人的份比從3.44％漲到5.61％。此現象可理解為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薪俸收入30至150萬元的人數佔整體份比，從35.61％上升到51.25％，但收入總額份比僅從53％增至56％，扣除通脹後幾乎16年不變。意味中產階級(例如中學校長在2015/16年薪金約130萬元)的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三，有納稅的非法團(獨資和合夥)業務的總數及總收入沒有顯著變化。假定每個業務平均有1.6個東主，則每名東主收入16年來都在60萬元左右。這是中產階級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另一個跡象。
四，倘若把稅網外及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數加起來，這群組16年來穩定地保持在240萬左右。展望數碼時代的21世紀，除非出現奇蹟，香港可能有240萬或更多的就業人口長期無法取得有意義的收入增長。這現象與多項經濟歷史研究結果一致。例如麥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 公元1-2003年的研究顯示，在古代技術落後時期，各國人均生產總值都差不多;但自16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Note 1]，表示具備知識和高技術水平的菁英的工作收入增長率穩定和持久地較高。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現實。因此，政府的理財作用不可能是縮小差距，而是緩解差距擴大所衍生的問題。在數碼時代，港府理財「哲學」更需要多點調整，應對更複雜的問題。
財政政策的重點是稅務及收支平衡的管理。古今中外，民族存亡和發展是國家重中之重，政府開支的根本哲學是「現實主義」(Realism)，根據存亡緊急程度、發展需要幅度，增減相關開支 (量入為出、政府支出佔GDP比率等只是原則，而非哲學)。歐洲古羅馬時期為了防禦和擴張，土地、貿易、戰馬、婚姻、銷售、宗教、人頭 (poll tax) 、遺產、擁有和買賣奴隸…都要課稅[Note 2]。之後的變化離不開全民皆稅，徵稅哲學類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目的是根植、培養納稅義務感，故西諺說死亡和稅是逃不了的。中國從井田制到租庸調、徭役(兵役、夫役等）、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雖然主要是向丁男課稅，核心精神也接近普遍主義。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大量的前奴隸或低技術工人既沒有土地，也沒有高收入(被稱為奴工);他們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隨科技發展加速擴大。西方決策者於保持銷售稅(全民皆稅稅種)的同時，將「再分配」概念注入稅制，收入較少者免稅，收入較高者課以累進稅率，哲學上是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引入徵稅範圍。為何菁英們願意接受這種重大的改變？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菁英實際的考慮是如果拒絕，奴工會發動革命，砍掉你的頭顱，搶奪你的資產。反之，如果菁英接受，無論是處於民主還是威權政制，他們都可長期通過不同的形式享有某些優勢
[Note 3]。
在1950-70年代，香港基本上是難民社會，普通工人一窮二白，向他們徵稅是耗費行政資源，且收入非常有限;大部分稅額來自強勢的英資銀行、商行及其高級職員，港英乃乾脆實行特殊主義稅制、現實主義開支的哲學理念，用簡單稅制(免銷售稅與累進稅率)、量入為出(限制福利)為口號，維持管治的生存與發展，其優點多不勝數。但凡事總有利有弊，其中一項是大量市民免稅或繳納很少稅款，其納稅義務感、社會責任感愈來愈微弱。一些人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地每年都應該有某類優惠，若不滿意，怨憤叢生;與此同時，數碼時代加速菁英的收入增長，繳納稅額在總量中佔比愈來愈高，滋生了「我們」與「他們」這類對立、分化的思想(例如仇富)。
緩解的方法，除了我早前的建議「降低直接稅率，並同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 (見《信報》2017年3月14日拙文)，用適量普遍主義措施來稀釋特殊主義稅務的影響;還要在
未有全民退保前
及
實施消費稅前後，
運用大額財政盈餘向公民派發現金，營造
「同一社會、無分你我、有福同享、有(消費)稅同繳」的價值觀。
因為社會有大量收入低增長就業者，不僅其工作人口比例持續穩定，並且是永恆的現象。
現實主義(理財)哲學警告我們:不合時宜的政策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和安定。
單是「足球員將球踢入龍門 」這個動作不足以得分，它必須按照比賽規則完成後才有意義。單是「派錢 」這個動作不足以凝聚民心，它必須按照政策規範完成後才有意義。如何建立此政策規範並使公眾認同稅務權利與義務，才是對司長真正的挑戰。
Reference
[Note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1-2001 AD (updated to 1-2003)”
[Note 2]
Wikipedia, List of
Roman taxes
[Note 3]
1.
C. Wright Mills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Robert
A. Dahl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