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11, 2016

香港+深圳2047合併, 應對環球新形勢

香港+深圳2047合併, 應對環球新形勢 

It is my article on merger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n 2047 published by HK Economic Journal 信報 on July 12, 2016   (7月12日A17頁)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42207/香港+深圳2047合併+應對環球新形勢

  
英國於脫歐後,倘若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也相繼脫英,剩下的英格蘭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地位,難免會大打折扣。雖然內地學者即時建議將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從倫敦改往法蘭克福或布魯塞爾,但歐盟和歐元的長遠發展亦極不明朗。此外,區域主義、種族主義、保護主義的氣焰日盛,環球金融秩序難以穩定,北京須慎重考慮放慢人民幣市場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框架在「東歐16 +1協議」達成後,可以被視為正式成形。展望未來50 - 70年,中國要為這條貫通亞洲、歐洲、非洲,涵蓋65個國家的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數額巨大的資金;由於風險高、息債多、資本回報時間長,中國極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不得不保持「資本賬」管制,避免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甚至被衝擊。

如果北京認同人民幣在21世紀內不能全面自由兌換 (市場化) ,則有必要倍增港幣的成交量、流轉速,達到輔助中國在改寫國際新秩序、貿易新條款 (terms of trade)時所需要的金融彈性和容量(例如70年後,所有非洲國家的出口項目交易貨幣均為人民幣,出口商交付貨物後(Current Account),可以輕易及無限量(經香港清算)轉換人民幣為港元或其他貨幣,進出香港+深圳股市和融資市場(Capital Account-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Loans)) 。

若要支援發展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香港目前的經濟體積過於細小(只有倫敦的一半,東京的四分之一,見附表),缺乏平原土地 (倫敦、東京、巴黎幾乎整個城市是平地)予高新科技產業的研發,人才的多樣化和數量也不足。其中一項解決方案,是模仿其他歷史上不斷拓展的大都市,在2047年後合併香港、深圳,成為一個有機會在金融和人才方面媲美倫敦的大都會。如果歐盟最終四分五裂,歐元解體,自由兌換的港元更可以晉為人民幣的影子貨幣,支援人民幣成為美元以外第二大的環球主要交易貨幣 。


倫敦
巴黎
東京*
香港
深圳
香港+深圳
初期面積km2
3(中世紀)
105(1850)
40(1869)

327(1980)

現時面積km2
1,738
2,845
2,188
1,104
1,992
3,096
人口 (mn)
9.8
10.6
13.6
7.2
10.7
17.9
GDP(USDbn)**
836
715
1,617
416
363
779
GPCI ranking***
1st
3rd
4th
7th


Data: Wikipedia
*1943年7月1日  東京市與東京府合併成為東京都Tokyo Metropolis 
**GDP (USDb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est PPP-adjusted (listed in Wikipedia)
***GPCI: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香港+深圳合併的模式可以參考1991-2000年完成的東、西德國及柏林市(Berlin) 的統一過程(總成本是2萬億德國馬克,有大量德語和英語的文獻、記錄、分析); 此外,越南和也門(Yemen) 的統一也有參考價值 。篇幅所限, 本文只扼要描摹金融專業和管治政制兩個方面的轉變。

關鍵的金融安排,是中央政府首先分階段把大量美元注入香港(外匯儲備) ,兌換由香港發鈔銀行全新發行的港元 (數以千億計) ,創建一個碩大的資金池,然後讓深圳的官方和民間流動資產,有序地根據適時官方匯率換取港元。

其他政策包括:  [1] 合併香港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採用符合兼容歐盟MiFID 的指令法規;[2] 建立倫敦金屬交易所香港分所(LME 已經成為港交所子公司); [3] 招攬東歐、非洲、中東、上海合作組織地區的銀行在租金較便宜的深圳分區開設分行,積極鼓勵匯豐控股、渣打集團遷冊香港;  [4] 吸引參與中國貿易的「一帶一路」國家企業來港融資、上市,發行伊斯蘭債券、人民幣與港幣債券。

金融業務不能單獨開發,它必須有實質產業配合及專業服務支持。所以,特區市政府除了強化香港科技園、深圳科技園、南山科技園之間的合作,還要擺脫過去大學教育偏重高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科目(醫學、土木工程、建築、測量) 的陋習,鼓勵香港與深圳各大專院校,透過聘用內地及海外教授,聯合開辦航天衛星、 漁農林礦、 石油化學、海洋生態、 飛機船舶 、軍事武器、 阿拉伯語、 非洲藝術、東歐文化等多類有國際視野的課程,讓青年菁英有學習多種高端知識及在各行業實踐的機會,一展抱負。與此同時,香港特區市也歡迎「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到這裏學習,讓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當香港+深圳有一個體積龐大而流暢的金融體系,有一個多元思維而專業的教育體制,我們很有機會能夠超越倫敦,晉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合併後的民生管治,大體上應以香港區的標準為主,包括使用正體字中文和英文為官方語文; 深圳區學生、居民必須學習和考取香港的西醫、工程、會計、法律、建築等各項專業資格,才能夠在整個城市執業;廉政公署繼續在全市執行《防止賄賂條例》。但一些生活安排應予更改,以符合國際(和中國)標準,例如全市一律用左軚行車。

政制的變化關鍵是必須反映主權。近來,「港獨」倡議者常常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一個新的政治組織「香港眾志」在其公開聲明《民主自決 此際起航》更認為:「民主制度,以『主權在民』作為核心原則。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

這些說法是引用「白馬非馬」(戰國《公孫龍子》《白馬論》)這種偽邏輯,拒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其分析上有三大錯誤。首先,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就等於說:潮州人不是中國人,順德人不是中國人,加州人不是美國人,溫哥華人不是加拿大人,白人不是人,黑人不是人, 誰也不是人。

第二,說「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就等於說:九龍主權,應當由九龍人民所掌握;旺角主權,應當由旺角人民所掌握;通菜街主權,應當由通菜街人民所掌握;我們可以接受「通菜街共和國」嗎?

第三,「主權在民」是一個否定「皇權」,主張「共和」的規範性 (normative) 觀念,「民主」的本質是關於選舉制度與政治權力的實證性(positive) 學說,不可反客為主(再者,柏拉圖在其名著The Republic 就論證一個執政者輪替制度比民主更適合共和國的管治);而關鍵的一點是「主權在民」的「民」,是「全民」,不是相信某個學說的「一些居民」。香港、潮州、順德都是中國的地方,每一厘米的中國土地都屬於全體中國人,而非一群小眾可以因為不喜歡「抱法處勢」的中共,就能夠否定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藉偽邏輯任意割地稱權。

因此,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後,香港作為一個「部級」經濟特區市,其五年一任的市長職位,應該由中央政府從其他地區或部門調任部級官員到此擔任,任滿離開,轉調別處。這種安排可以具體表現中央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確保香港執行國家貨幣金融政策,並避免市長與本地各種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帶來的麻煩(香港殖民時期總督調任的制度也有這個優點) 。

另一方面,公務員制度及政務主任職系不變的同時,問責局長制應採取金耀基教授所講的「行政吸納」策略,讓認同中央代表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各個政黨(包括泛民)成員,以能者居之的原則,出任政策局長和副局長,組建「民主多黨聯合政府」。這個制度不單可以反映不同民間意見,亦能夠在立法會獲得多數控制權,免卻目前議會的癱瘓困局。

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是一個複雜艱巨但可管理(manageable)的過程,從現在開始計算,用三十年時間計劃籌備,是相當足夠的。北京應該儘早考慮其利害得失, 而一旦確定,予以公告,啟動新版本《基本法》編寫程序,讓那些不喜歡這種合併的香港區市民安排移民他國,也讓那些對國家發展持樂觀態度的新一代早作準備。

Note:
「…中國極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不得不保持「資本賬」管制,避免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

信報篇幅所限,故在此略作補充:  其中一個參考論據,是國際貨幣基金(IMF) 2016年6月研究報告 “Neoliberalism: Oversold?” 承認: 在發展中國家,資本賬自由化和審慎政府財政 (1)難以實現經濟增長; (2) 明顯增加財富不均; (3) 財富不均反過來損害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可持續性。

“…the effects of two polici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 three disquieting conclusions:
(1)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growth seem fairl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
(2)  The cos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inequality are prominent …
(3)  Increased inequality in turn hurts the level and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

Rick Rowden 在極具影響力《外交政策》雜誌 Foreign Policy 說這份IMF報告等於對自由市場政策的提倡者投下了政治炸彈,近乎引發恐慌。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IMF dropped a political bombshell … that sparked a near-panic among advocates of free market policies …”











中國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國家」

中國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國家」(my article in 信報 2016年6月11日A19頁)

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322731/中國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國家

     
莫乃光議員於批評外交部長王毅「指罵」加拿大記者「傲慢」的同時,拿「迪士尼樂園開幕時那些內地遊客的不文明舉動,甚至小孩隨處便溺... 」做文章 (見信報2016年6月6日《窮得只剩下錢的國家》)之後,不知會否對數以十萬計港人,在80-90年代購買和使用盜版電腦軟件、電影光碟的不尊重知識產權這種不文明行為,寫一篇《香港不文明盜版史》?

中國確實在自由、民權等多方面較現代西方國家落後。但懇請各位不要忘記英國在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對工人 — 尤其是童工 — 的苛刻剝削 、 德國在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98) 領導下追求經濟及科技在短時間內快速增長所實施的「鐵血政策」、美國在早期發展時對土著(印第安人)的驅殺和對黑奴的不人道對待。

衣食足, 然後知榮辱。西方國家領導人物經過數百年侵城奪利,取得繁榮富庶後,才坐下來談論「白種男人」以外的人權。然而,此類人權之談永遠次於利益計算,亦有其針對目標與政治考慮。例如現任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 早前擔任古吉拉特邦領導時,其宗教和種族政策就被指責為侵犯人權,但他成為總理後,美國為了拉攏印度圍堵中國,就絕口不提。菲律賓的杜特 (Rodrigo Duterte) 擔任達沃市市長時,由於大量執行「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execution) ,被美國指責為侵犯人權,但他成為
總統後, 奧巴馬再次前倨後恭,為了落實蘇比克灣 (Subic Bay)海軍基地,人權問題已經拋到九宵雲外。此外,緬甸昂山素姬對於驅逐回教少數族裔的縱容、埃及總統塞西 (Abdel el-Sisi) 的壓制新聞自由措施、沙特阿拉伯的男女不平等…等等,都因為美國戰略利益為先,而被放於次要位置,主流媒體亦極少討論。

外長王毅「指罵」加拿大記者「不了解中國,斥責其提問態度傲慢」,毫無疑問不符合外交慣例,他這樣做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吐一口烏氣。多年來前外長唐家璇、楊潔篪在韜光養晦的大前提下,着力討好日本、美國,都無法避免美日攜手在東亞圍堵中國,所以藉此機會,不平則鳴,反擊那些利用人權之名,針對中國的西方媒體。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正在試圖改寫遊戲規則,逐漸不遵守那些由西方國家設定的國際準則,例如「一帶一路」會嘗試重寫國際貿易條款 。

對於王毅強調中共「為超過6億人脫貧」,莫乃光議員問得好: 「為何數以億計的人一直貧困」? 既然莫議員是「資深I.T.人」,我們就在此集中討論科技與貧困吧。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95) 在編寫其三十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指出「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前科學技術,領先於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但其後卻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技術」(見信報 2006年3月23日第34頁胡梓芸《從李約瑟到中國現代化 》) 。

我們必須知道,先秦時代主張「兼愛、非攻」的木匠墨子(約 479-381BC) 已經有關於三角幾何的論述,但其研究無以為繼。秦朝統一度量衡後,造紙、印刷、陶瓷、冶金、火藥、染料、建築 …各種實用科技雖然有持續的進步,但從漢朝博士弟子員到之後的國子監、太學三舍、翰林院,歷代高等學府只注重解讀儒家經典,對漁農工藝技術發展,完全不提供任何理論和實驗支援。

科技的研究基本上靠民間山寨式自行摸索,通過父子或師徒關係傳授經驗和技能,直到明代才有《天工開物》(1637)這類較為像樣的技術書籍,可惜它仍停留在手作水平,而且在乾隆時被禁,直到清末。相反,歐洲人於學懂了阿拉伯數字及印度的「零」後,在高等數學研究取得突破性發展,為建構物理和化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你也許會問: 中國地大人多,市場需求巨大,投資回報吸引,為什麼沒有富商提供科研經費?  這種思維正是法家韓非子的思考邏輯:「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說林下》。利潤是推動技術研究開發的動力,要富國強兵,必須讓人民追求私利。法家的主張就是用法律來規範、平衡每個人對私利的追求,達至最好的「公利」。

然而,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梁惠王上》。在儒家思想影響下,追求利潤變成不義、可恥、危害國家安全的一個回事,試問有誰會有膽量,為了高風險的投資回報,提供大額、長期資金予科學理論研究? 


相反,歐洲人以資本主義、重商主義的名義,鼓勵創新研究,追求暴利鉅富,再到美洲、非洲、亞洲,散播天花病毒,殺人放火,搶掠資源。中國清末時期割地賠款,弄致一窮二白,直到鄧小平開放改革,就是千多年來儒生、儒仕炫耀「清高」的結果(後世的儒生曲解、醜化法家學說至今未改)。

「窮得只剩下錢」這句自相矛盾的說話,除了滿腦子儒家思想之外,更忘了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沒有辛勤工作的文化,沒有細意組織的能力,沒有高瞻遠矚的政策,會有錢 嗎? 沒有足夠的金錢,中國可以開發太陽能、太空衛星科技, 並且準備在 2021年,花60億美元建造一個類似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的粒子加速器及大型強子對撞機 (Super Collider) 嗎?

懇請大家仔細思索: 在你掌中的手機來自勤奮的中國同胞,在餐桌上的菜肴來自壯麗的中國山川,我們歡度的節日來自源遠的中國文化。中國肯定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國家」!

懇請莫乃光議員,嘗試放下儒家的觀點與角度, 重新審視「抱法處勢」而治的中共,為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多做一點,為香港的「民主聯合政府」幫一把忙。

註:關於「民主聯合政府」見拙文2016年5月28日《君子小人論 貽害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