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 《摩根大通主席戴蒙的公共政策論述與香港管治》(2017年5月2日 A17頁)
四月初，許多摩根大通小股東閱讀2016年度公司業務報告時，都驚訝地發現主席兼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在45頁的致股東書中用多達14頁陳述他對多項美國公共政策 — 教育、勞工、保健、移民、稅制、企業監管、基礎設施等 — 的看法 [Note 1]，內容看起來像總統施政報告。
戴蒙認為美國是一個優秀國家，但有些事出錯了(something is wrong 頁32)。他提出商企不能只着重行業利益，無視社會缺乏機會讓人爬上經濟階梯，所以企業和政府必須加強合作幫助社會內「非營利部門」(nonprofit sector, 頁45);這結論值得香港官、商、民三方人士認真研究。
在西方民主國家，人民於選舉政府領導者後，通常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影響很小。政治科學的開山祖之一道爾 (Robert
Dahl 1915-2014) ，在其1961年名著《誰管治》(Who Governs?) ，已經清楚指出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最大。
時至今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歐洲風格的新協調主義 (Neo-Corporatism) ，就是眾多利益團體(包括僱主組織和工會) ，於積極考慮社會整體利益及願意接受政府協調下，通過透明度高的談判，達成妥協，支持立法制定各項公共政策。這類協調方法，不論是北歐模式(Nordic Model芬蘭、挪威、瑞典、丹麥、冰島)，或是荷蘭的波德模式（Polder Model）、瑞士的萊茵模式 (Rhine Model) 、德國的秩序自由模式 (Ordoliberal Model) ，均是在互諒互讓和彼此同是社會夥伴的觀念文化中運作[Note 2]。從這些國家的人民幸福快樂指數相對較高來看，雖然經濟增長頗慢，但這類「官商勾結」方式似乎蠻不錯。
第二類是美式的企業遊說政治(Lobbyist Corporatocracy)。在美國，雖然任何利益集團都可直接遊說國會議員，但工商巨企資金豐裕，當然勝人一籌。根據一項2015年的研究，商企每年的遊說總支出約26億美元，工會和公共利益集團的遊說每花一美元，大公司及其商會就花費34美元，最大的公司有超過100位遊說者，隨時隨處，早着先機，爭取全勝。另外，兩位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研究1,779項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發現財雄勢大的巨企、菁英具有重大的獨立影響力 [Note 3]。
這種模式是建基於兩層意識形態，其底層是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個人自由選擇、政策自由放任的自由經濟學派思想。它自列根總統時期成為主流，這套理念並無不妥，但它被蘭德(Ayn
Rand 1905-82)騎劫了。位於頂層的蘭德思维倡議「成就個人私利」是社會最高的道德，這觀念普及化後進入華爾街和政治，變成「貪婪是美德」的掠奪性資本主義價值觀，多年來主導美國（及香港)政治生態，其影響超越經濟範圍，牽連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在香港，幫助強勢家長掠奪傳統名校學位的直資學校制度、不必要地複雜的強積金投資組合結構以合理化高昂的管理費……都是蘭德思维的衍生產品，日後另文討論) 。
摩根大通不是一所普通的商業機構，其前身摩根銀行於1907 年股災時(聯邦儲備局尚未成立)，「扮演中央銀行的角色，放款給有急需的同業，先後救活華爾街最大的經紀行，一家銀行及數家基金公司，股市風波迎刃而解」(信報1991年3月29日《名與實:摩根家族之十》) 。2008年次貸危機初期，摩根大通應聯儲局要求，拯救在破產邊緣的貝爾斯登。由此可見，摩根大通既是自由掠奪性資本主義經濟的受益者，也是其守護者。
美國雖然在金融危機後復甦快而穩，但社會百病叢生，戴蒙有見及此，痛定思痛，不避嫌「政商霸權」的指責，提出官商要合作找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促進經濟流動，正好說明(香港多年來跟隨的)美國式商強民弱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也須改變。
我們現時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兩股動力。一是金融業發展，另一是藉着香港獨特的歷史、地理優勢為全球貿易，提供所需的會計、法律、展覽、信息等服務，但兩者只僱用約123萬人，佔勞動人口的32.6％
[Note 4]。因此公共政策的目標，除了確保科技教育與時並進，提供相關的人才和配套環境;還要為餘下大量的勞動力，特別是低技術者，尋找收入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衣食住行得到安頓，社會流動能夠順暢，否則社會不安，危及金融和貿易業。
港府二十年來努力發展基建、旅遊(例如明知迪士尼樂園無利可圖，但由於它提供近萬個就業機會，不得不繼續注資)，就業雖然不成問題，但教育課程不相配，基層工資偏低。
香港公共政策的制定應該轉向歐洲的三方協調模式。一是商企必須更願意讓勞動者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二是特區政府應該擺脫教條式的自由經濟理論框架，積極有為地提升(沒有強大工會代表的)草根階層利益在各種事務諮詢委員會內談判桌的地位，改善外判工人的保障、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並於行政範圍內，勇於進行教育、退休、稅制改革。三是民間團體、公共知識分子、媒體工作者，不再使用仇視的眼光看待官商合作，而是踏實地接受它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以實事求是態度促進三方協調成功。
戴蒙在發表年報後於商會接受記者訪問，重申商界必須積極與政府合作，讓教育、移民、勞工等政策回到正軌，因為大家(官商民)都坐在同一架飛機上，當然希望機師能成功完成任務。
健康和建設性的議會政治，需要跨階層的政黨。各政黨領導菁英及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全面理解官商民互動影響，是政策制定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現實，三方必須相互尊重，只有如此，協調才能成功，香港才有機會成為一個快樂的社會。
Reference
[Note 1]
JP Morgan Chase Annual Report 2016
https://www.jpmorganchase.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document/ar2016-ceolettershareholders.pdf
[Note 2]
Howard J. Wiarda (1997),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Other Great Ism”,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Wikipedia: Corporatism
[Note 3]
The Atlantic, “How Corporate Lobbyists conquered American
Democracy”, 20 Apr 2015.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18 Sep 2014.
[Note 4]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t: Labour 2016 Edition Table 2.6 Employed persons by industry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