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報》文章(2017年6月15日A19頁)
《須警惕「救世者情意結」》
「行俠仗義，鋤強扶弱，天下無敵，成為武林盟主。」各地懂得中文的華人都可能聽過這句話，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012年電影 《普羅米修斯》 (《異形》的前傳) 甫開始，一個肌肉結實、玉白色皮膚的男子站在瀑布旁邊，自我解體，最終細胞以至 DNA 滲入水中，為這個星球帶來有機生命。這情節隱含寓意:儘管達爾文的「人類進化論」科學上正確無誤，在非洲發現的人類祖先「古猿露西」(Lucy)即使是一個黑人，但她可能是源於上帝在較早時間在其他行星創造的一個白人。
這類電影(例如The Mission 1986、Tears of the Sun
2003) 和科幻小說，或多或少，反映出受到宗教價值觀根深蒂固影響的西方文明，總是具有強烈的白人優越感，自覺有責任統治、拯救全人類。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的關係經過一百年的轉型，已經從1899年 Rudyard Kipling 提出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 ，演變為近十年較常談論的「白人救世者情意結」(White Savior Complex) 。
其具體表現，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內，從政府、非牟利組織，到各階層(尤其是中上層)的善心人，總是覺得第三世界國家人民貧窮、挨餓、文明發展滯後、不懂自我照顧，在各方面都迫切需要他們的直接協助及介入，使他們免受危難，並彰顯公義。但歷史告訴我們，這類拯救行動經常令情況變得更糟。
一些學者 (例如Neil MacMaster) 的研究揭示，許多法國人長期認為穆斯林婦女披戴頭巾，是慘受父兄壓迫的現象;所以在1980代後期關於禁止女學生戴面紗進入學校的辯論中，大眾媒體鋪天蓋地嚴厲批評這種文化行為。這份救世者情意結，不單促成政府立法批准禁令，也成為了阻礙阿爾及利亞裔移民融入法國社會、恐怖襲擊持續發生的因素之一 [Note 1]。
「白人救世者情意結」世代相傳，影響從上而下，及至社區、學校的青少年，大量沒有專業技能的志願工作者前赴發展中國家，做一些簡單的工作，與受助人(尤其是孩子們)拍一些照片，然後高高興興地回家，向親友炫耀他們的慈善工作，成為所謂的「芭比娃娃救世者」 (Barbie Savior) 。根據 Eric Hartman 等三位學者一項2008年的研究，估計每年至少有160萬志願者遊客，在這類海外慈善活動中花費共20億美元[Note 2]。
科爾 (Teju Cole 一位尼日利亞裔在美國出生的作家、攝影師)於2012年在 The Atlantic 撰文，指出這種「白人救世者情意結」衍生活動的規模，已經達到了產業化的水平，但對落後國家的發展沒有多大的建設性意義，只能滿足白人自身的優越感。其中三句話（筆者的意譯）發人深省:
「白人救世者晨早支持政府粗暴干擾他人的政策，下午進行慈善活動，晚上獲獎。」
「這個世界只是為了滿足白人情緒的需要(sentimental
needs)。」
「白人救世者情意結產業化(industrial
complex)並非在乎公義。其重點是經歷一段情感的體驗，驗證其白色皮膚的優越特權。」[Note 3]
科爾的文章在美洲和非洲激發了廣泛的迴響，大量非洲青年在社交媒體上，討論他們應該如何看待「白人救世者」的救濟。例如 一位烏干達青年 Tms
Ruge ，在面書建議朋友拒絕捐助者的要求，拍一些扮可憐的照片，並指出這種活動阻礙人格的正常獨立發展;這個觀點在非洲廣泛流傳，好評如潮[Note 4]。
中國政府在處理援助第三世界同儕國家的事務上一直表現出色，從1970年代的坦贊鐵路，到現在的一帶一路，皆以基礎設施為主，而且不干涉他國內政(也符合福柯(M.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make live let die) 思想) 。
然而，部分西方政府、 媒體(包括電影電視)工作者、學者、民眾，受「白人救世者情意結」潛意識影響下，不斷批評中國正在非洲殖民式(colonialization) 擴張[Note 5]，並對中國資助發展中國家興建會議大樓和音樂廳，譏諷為推行「劇院外交」(Stadium Diplomacy);對今年一部印度電影在內地成為票房冠軍，並獲得國家主席習近平讚賞，嘲弄為「Dangal 外交」[Note 6]。
對此，我們在至少兩個層面上要有所警惕。在國民自身層面，從政府官員、工商企業負責人，到出國工人、遊客，與亞、非、拉丁美洲人民交往時，固然不能財大氣粗，更絕對不應該感染「救世者情意結」;須以相互尊重為基礎，達成公平貿易、雙贏方案，取得一帶一路區域民眾的支持。
在復雜多變的全球政治層面中，我們務必謹慎地評估「白人救世者情意結」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有多深、多廣。近三十年來，部分西方國家政府在公眾輿論支持下，經常以人權、自由、民主等政治口號為外交政策目標，輕視現實的局限性。
例如，幫助南蘇丹(位於非洲東部)獨立的西方國家政府和著名影星佐治·古尼 (George
Clooney) ，無視民主選舉在當地淪為一種「各自點算人頭數量」的活動，各部族群只會投票給同族的候選人，然後各執一詞、各不相讓，根本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只能再次以戰爭搶佔資源，導致飢荒、疾病連綿不斷，與獨立前相比更加糟糕，嚴重影響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倒是一些影圈名人大富大貴後，還博得人權鬥士、愛心大使之類的美譽，好不威風，充分滿足科爾所說的救世者「情緒的需要」。
中國很難避免被西方社會妖魔化，真正要做的不是發展甚麼所謂的「軟實力」，而是通過更多的文化交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人民，一起學習如何修養
獨立完整的民族個性、
自強不息的民族態度
(例如2014年歡迎以流行歌曲宣揚和平解決中東民族摩擦的黎巴嫩裔瑞典音樂人Maher Zain 來到中國攀登長城，為加沙地區的孩子們籌集善款[Note 7] )，
理直氣壯地對救世者說不，
對所謂行俠仗義的武林盟主說不。
Reference
[Note 1]
Neil MacMaster,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 in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Sells (eds.) (2003), “The
New Crusades: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te 2]
Huff Post Black Voices, “‘White savior Barbie’
hilariously parodies volunteer selfies in Africa”, April 18, 2016.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4, Vol. 14(1-2)
108-116:
Fair Trade Learning: Ethical standards for
community-engaged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
DOI:
10.1177/1467358414529443
[Note 3]
The Atlantic, “The White-Savior Industrial Complex”,
21 Mar 2012.
[Note 4]
Tms Ruge, “Your White Savior Complex is detrimental
to my development”, 21 Mar 2016.
Ventures Africa, “This is the problem with the
‘White Saviour Complex in Africa”, 2 May 2016.
[Note 5]
INSEAD Knowledge, “China’s Colonial Ambitions”, 15 May
2017.
[Note 6]
Forbes, “’Dangal Diplomacy: China’s Xi warms
Sino-Indian relations by telling Modi ‘I like the film’”, 9 June 2017.
[Note 7]
Great Wall of China Trek 2014 with Maher Zain and
Omar Regan, 15-25 Aug 2014.
长城上的"邦克"声 12 Nov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