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家「抱法處勢」治國理念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ism

Sunday, March 18, 2018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

我的《信報》文章 2018年3月19日 A19頁頂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全文足本及數據表一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792931/

也許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科技還需要10年或更多時間才能在香港的公共巴士、的士內運作，但最近的司機罷工事件，顯示社會確實持續面對大量工作人口收入長期低微的問題。表一比較1999/00和2015/16年度的工作人口及其收入(包括薪俸與獨資、合夥營運收入，不包括例如租金、股息等投資收益) ，數據顯示四項特徵。

一，儘管有通貨膨脹和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在這16年之間的總收入佔整體份比，從12％輕微縮至11％;而最高薪俸的約一成納稅人的收入份比，從12.9％升到14.7％;最高薪0.1％納稅人的份比從3.44％漲到5.61％。此現象可理解為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薪俸收入30至150萬元的人數佔整體份比，從35.61％上升到51.25％，但收入總額份比僅從53％增至56％，扣除通脹後幾乎16年不變。意味中產階級(例如中學校長在2015/16年薪金約130萬元)的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三，有納稅的非法團(獨資和合夥)業務的總數及總收入沒有顯著變化。假定每個業務平均有1.6個東主，則每名東主收入16年來都在60萬元左右。這是中產階級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另一個跡象。

四，倘若把稅網外及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數加起來，這群組16年來穩定地保持在240萬左右。展望數碼時代的21世紀，除非出現奇蹟，香港可能有240萬或更多的就業人口長期無法取得有意義的收入增長。這現象與多項經濟歷史研究結果一致。例如麥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 公元1-2003年的研究顯示，在古代技術落後時期，各國人均生產總值都差不多;但自16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Note 1]，表示具備知識和高技術水平的菁英的工作收入增長率穩定和持久地較高。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現實。因此，政府的理財作用不可能是縮小差距，而是緩解差距擴大所衍生的問題。在數碼時代，港府理財「哲學」更需要多點調整，應對更複雜的問題。

財政政策的重點是稅務及收支平衡的管理。古今中外，民族存亡和發展是國家重中之重，政府開支的根本哲學是「現實主義」(Realism)，根據存亡緊急程度、發展需要幅度，增減相關開支 (量入為出、政府支出佔GDP比率等只是原則，而非哲學)。歐洲古羅馬時期為了防禦和擴張，土地、貿易、戰馬、婚姻、銷售、宗教、人頭 (poll tax) 、遺產、擁有和買賣奴隸…都要課稅[Note 2]。之後的變化離不開全民皆稅，徵稅哲學類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目的是根植、培養納稅義務感，故西諺說死亡和稅是逃不了的。中國從井田制到租庸調、徭役(兵役、夫役等）、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雖然主要是向丁男課稅，核心精神也接近普遍主義。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大量的前奴隸或低技術工人既沒有土地，也沒有高收入(被稱為奴工);他們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隨科技發展加速擴大。西方決策者於保持銷售稅(全民皆稅稅種)的同時，將「再分配」概念注入稅制，收入較少者免稅，收入較高者課以累進稅率，哲學上是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引入徵稅範圍。為何菁英們願意接受這種重大的改變？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菁英實際的考慮是如果拒絕，奴工會發動革命，砍掉你的頭顱，搶奪你的資產。反之，如果菁英接受，無論是處於民主還是威權政制，他們都可長期通過不同的形式享有某些優勢 [Note 3]。

在1950-70年代，香港基本上是難民社會，普通工人一窮二白，向他們徵稅是耗費行政資源，且收入非常有限;大部分稅額來自強勢的英資銀行、商行及其高級職員，港英乃乾脆實行特殊主義稅制、現實主義開支的哲學理念，用簡單稅制(免銷售稅與累進稅率)、量入為出(限制福利)為口號，維持管治的生存與發展，其優點多不勝數。但凡事總有利有弊，其中一項是大量市民免稅或繳納很少稅款，其納稅義務感、社會責任感愈來愈微弱。一些人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地每年都應該有某類優惠，若不滿意，怨憤叢生;與此同時，數碼時代加速菁英的收入增長，繳納稅額在總量中佔比愈來愈高，滋生了「我們」與「他們」這類對立、分化的思想(例如仇富)。

緩解的方法，除了我早前的建議「降低直接稅率，並同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 (見《信報》2017年3月14日拙文)，用適量普遍主義措施來稀釋特殊主義稅務的影響;還要在

未有全民退保前

及

實施消費稅前後，

運用大額財政盈餘向公民派發現金，營造

「同一社會、無分你我、有福同享、有(消費)稅同繳」的價值觀。

因為社會有大量收入低增長就業者，不僅其工作人口比例持續穩定，並且是永恆的現象。

現實主義(理財)哲學警告我們:不合時宜的政策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和安定。

單是「足球員將球踢入龍門」這個動作不足以得分，它必須按照比賽規則完成後才有意義。單是「派錢」這個動作不足以凝聚民心，它必須按照政策規範完成後才有意義。如何建立此政策規範並使公眾認同稅務權利與義務，才是對司長真正的挑戰。

Reference

[Note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1-2001 AD (updated to 1-2003)”

http://www.ggdc.net/maddison/other_books/HS-8_2003.pdf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orld_GDP_Capita_1-2003_A.D.png

[Note 2]

Wikipedia, List of Roman tax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oman_taxes

[Note 3]

1. C. Wright Mills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Robert A. Dahl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ursday, February 8, 2018

美國防戰略與台海風險

我的《信報》文章(2018年2月8日A19頁)

《美國防戰略與台海風險》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764366/

華爾街研究機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1月初公布其2018年「全球政治風險指數」，中國位列榜首，因為北京試圖改寫世界秩序及規則，將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反擊，引發大量摩擦[Note 1]。

1月下旬，當真果然，美國五角大樓發布《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把中國和俄羅斯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當今頭等威脅。具體內容包括五方面:

[1]利用掠奪性經濟恐嚇鄰國，同時將南中國海軍事化;

[2]塑造一個與他們的威權政體模式相一致的世界;

[3]尋求印度-太平洋地區霸權，放逐美國，以實現未來的全球優勢。

[4]在體制內破壞現存國際秩序，故意模糊民間和軍事目標之間的界限;

[5] 通過經濟手段、宣傳媒體、政治代理人，實質改變國際關係。

該戰略概述了四個反擊的方法：

「...與我們的盟友和合作夥伴聯手：

[甲]把他們調到不利的位置，

[乙]挫敗他們的努力，

[丙]排除他們的選擇，同時擴大己方的，

[丁]迫使他們在不利的條件下面對衝突 (forcing them to confront conflict under adverse conditions 文件第五頁)… 」[Note 2]

丁項的所謂「迫使對手面對衝突」的直接含義，就是迫使中國與美國或其盟友正面衝突。煽動中國與印度就邊界爭端交火，或與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在南中國海島嶼上交鋒，或與日本就東海爭端進行對抗，肯定是放在桌上的方案。然而，迫使北京與台北發生內戰是美國的最佳選擇，原因至少有七個。

第一，國家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因此，如果台灣在美國的援助下，採取任何戲劇性的行動尋求分裂，北京別無選擇，美國可輕易置北京於戰地。

第二，民進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有助合作更順利;假設蔡英文可以連任，2024年之前的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戰火的理想時間。

第三，現時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馬紹爾群島、瑙魯、帕勞與台灣政府保持正式外交關係;鑑於他們在聯合國對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的投票均作出支持，表明他們非常願意配合美國路線，華盛頓有可能通過他們向台灣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使中國處於丁項所講的「在不利的條件下」面對衝突。

第四，由於台灣是一個大島，北京必須在各個領域 -空中、海上、陸地、太空、

網空部署部隊。解放軍所有的優點和缺點都可以在密切監視下顯現出來。五角大樓可以觀察和評估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和平之後如何進行真正的戰爭，以便決定如何進行下一步行動。

第五，由於台灣有一個民選政府，方便華盛頓透過西方媒體對中國作出嚴厲批評，損害北京的聲譽。

第六，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戰爭，中國經濟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國際貿易可能受損，出入境投資可能縮小，儲備可能因商品價格飛漲而下降等等。拖累中國(競爭對手)的增長，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收益。

第七，如果北京不能迅速收回台灣，華盛頓就可在其他地方引發一個或多個爭端，從而使中國處於更加不利的狀況，並延長其苦難。當北京沒有時間和資源的時候，最理想的選擇是對北韓執行攻擊，全面摧毀平壤的核能力。具指向性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論文近來已經從去年反對戰爭，變成主張先發制人，保衛美國本土[Note 3]。

華盛頓已經為此做了一些前期工作，例如國會最近通過了兩項法案，允許華盛頓和台北之間有某種官員及海軍艦隊的交往，一方面激怒北京，另一方面鼓動台北。一篇1月23日的《紐約郵報》文章公然討論「特朗普是否會保衛台灣」，原因是雖然「俄羅斯和伊朗也是威脅，但中國是唯一能夠挑戰美國經濟首要地位的力量，而且很快就會超出我們的軍事力量…」[Note 4]

也許煽動兩岸交戰仍是紙上談兵，但中國外交政策從「韜光養悔」改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經遇到強大阻力。前副外長何亞非的《全球治理與中國的歷史選擇》一書(2016)，對新政策的方略有具體論述。簡概而言，

一是參與並推動國際組織運作，特別是G20，作為改變的引擎;但美國近兩年已逐漸退回到G7 ，刻意沖淡G20峰會影響力。

二是說服美國共同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但特朗普肯定會以「美國優先」及認定「中國為競爭對手」重新定義中美關係。

三是加強與歐洲合作;但去年12月ECFR發布《權力審計(Power Audit)報告》，建議歐盟防範中國的影響[Note 5]。

四是「以金磚國家組織為抓手」，引領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但友好的羅塞夫在巴西已被拉下台，印度正被遊說加入「印太圍堵中國策略」。

五是發掘中等強國參與全球治理;但近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繼遊走拉美、東歐、東盟多國提供經濟援助，稀釋中國的影響力。

六是發展僑務及中外友好「公共外交」;但正受到嚴厲批評，說中國利用「銳實力」來損害西方價值[Note 6]。

外交政策下一步如何走，必須更謹慎考慮兩個關鍵點。一是自21世紀初，種族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West-vs-Rest, us-vs-them) 既廣且深地影響西方國家人民和政府的價值取向及世界觀，這與冷戰後的早期環境大不相同。極左、極右、民粹主義等思潮如何重塑西方政府對外政策? 所謂的全球治理是否能夠實現?

二是特朗普總統正在尋求把軍費預算從2017年的6,340億美元，增至2019年的7,160億美元(大於瑞典的全年國民生產總值!)[Note 7]，其背後隱藏的計劃有可能涉及把競爭對手捲入某種戰爭。特朗普這種凱撒大帝類魅力型領袖很大機會成為一位能夠成功使美國確實再次「偉大」的總統(說shithole之後，民間支持率創新高[Note 8])，在這個時間選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衝其鋒，風險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