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4, 2018

環保人士代海出聲? 何解不代蚊蟑出聲?


我的《信報》文章(2018年4月23日A18頁)

代海出聲? 何解不代蚊蟑出聲?
   

同是自然生物,為存活而覓食,何解有人以環保為由「代海出聲」,反對填海傷害豚、蟹[Note1],卻沒有代蚊、鼠或H5N1出聲,反對我們壓制其求生行為,改變食物鍊生態? 最直截了當的原因,是當中涉及人類發展的利害得失、價值等級的考慮。

試想想:如果一顆澔巨的太空隕石即將撞擊地球,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並會滅絕數以億計物種,人類之外,會有任何生物為保護地球做任何事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只有人類才有「地球意識」這回事。從地球意識,到填海、移山(包括佔全港土地總面積40%的郊野公園[Note 2])的討論,本文專注於價值的三方面。

第一是價值的等級。有環保人士說港府「建議填海地點不少具甚高生態價值,如屬中華白海豚生境一部分的龍鼓灘、有紅樹林及馬蹄蟹的小蠔灣等…」[Note3] 多類生物無意之間,由於彼此具有不同但互補的本能,相輔依存,只能被視為山水之中的生態現象、作用或功能,說不上是價值。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它是一個價值,其等級地位也很低。

除了運用利害得失評定價值的高低,我們還必須區分「主人」的價值與「被擁有物」的價值。擁有一頭被馴養的犬的人是狗主,擁有一片受管理土壤的人是地主,擁有一棟使用泥石鋼鋁建造的房子的人是屋主,唯一具有「地球意識」的人類由於文明進化,無可選擇地、既幸運亦不幸地,已成為地球的主人。

1960年代香港築建中文大學校園,把崇基山的高度由170米削至140米,而從爆破得出的沙石,用作填築船灣淡水湖水壩。大家可以想像兩地的生態必然出現災難性的變化;但前者作育英才,後者蓄水養生,協助市民免受制水之苦。平整部分琵琶山建成的蘇屋邨及位於馬鞍山烏溪沙填海區的公屋、居屋、夾屋、私廈,都是在破壞生態後改成的人類住房,讓我們安居樂業[Note 4]。

以低等「被擁有物價值」(生態作用)來凌駕、壓制、顛覆、取代高級「主人價值」(作育英才、安居樂業 ),是荒謬的。以所謂生態價值為據,剝奪人類創作人文價值,就像說:必須讓雨點滋潤泥澤,不批准人類使用雨具(以免著涼)或蓋建宅樓,是無稽之談。

第二是價值的創造。其他生物只會出於本能,建巢挖穴、吸收營養、交配繁殖;
少數較高智力的動物,如鸚、狗、豚、鯨,可與人類有簡單的溝通。然而,牠/它們對於能夠在這個地球上生活,既不知情,也不會感激,完全沒有創造價值的意志。人類自古以來從除草闢路、修築渡口,到填海造地、興建碼頭,都在不同程度上轉化(有些人認為是破壞)生態環境,然後生產,交易,競爭,立法……創造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與此同時,人類通過文學(《詩經:雞鳴》) 、 音樂(《高山流水》、《漁舟唱晚》、  《Four Sea Interludes》) 等等,表達對自然的情懷、讚嘆,創造不朽的文化、藝術、教育價值。

我們當然須要為此付出代價,導致的污染、中毒、疾病,觸目驚心。然而,人文價值的創造與代價之間的評估,才是考慮如何移山填海的關鍵。人類做對了,文明取得進展;做錯了,我們會受苦,但是這裡沒有山海生物說一個字、講一句話的空間、餘地。

第三是價值的對立。人類基於對衣食住行、遊戲學習… 的需求,會有競爭、對立。我們不僅互相殘殺,而且破壞大自然,包括砍木製箭、炸橋沉船、油污深海、垃圾遍野,甚至生化自毒,但人類不會坐以待斃。相反,人類努力為解決問題創造新的價值,育林造紙、休漁養海、發明太陽能板、優化焚化方法、提昇污水淨化技術…人類一代又一代理性運算利害得失,考慮時、空的因素變化,衡量遊山戲水、造地建屋等不同人文價值的輕重,編訂優次排序,改善生活質素。

一部分環保人士說:「如果承諾所有填海的土地都用來興建公屋,我一定支持!」[Note 1]這種主張是把那些持宏觀意見者妖魔化,製造階級矛盾。以西九龍新填海地為例,除私人屋苑外,在南部有文化區,在北部有公屋及大量建有新型校舍的中小學;填海造地費用龐大,通過向發展商售地收回成本,既能增加私樓供應,還可提供多元化的社會設施,有什麼錯呢?倘若這些環保人士真的那麼仇富,請勿推廣有機耕作,因為富人才買得起那些昂貴的所謂有機健康食品,大批由於多吃農藥而早死的窮人,只能無何奈可地看着環保人士積極幫助富人益壽延年。

有另一類環保人士也許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例如「眾生皆平等」、某某「創造萬物給人類」…),低貶、矮化人類在地球上的地位,甚至採用類似聖奧古斯丁的理念,認定人類必須淨化自我和環境[Note5],有義務保存自然環境純淨的原始狀態,此海不可碰,那地不能變(包括我們的郊野公園),否則是萬惡之罪。

很抱歉,人類天生貪婪,而且總是經常犯錯。人類必然會探索和開發北極、南極、深海、綠林…極端天氣肯定會出現,風暴、氾濫、惡疾、怪病隨之而來,全球急速增長的人口將面臨大量死亡的威脅。

「天地不仁」,身為地球的主宰,人類別無選擇,只能積極面對,不斷創造新的價值,為價值評級、為價值衝突,苦挫後再創新,無止境地不斷適應、克服、超越,這也是不完美的人類推進文明進步的現代方式。而山海狗豚與鼠蚊蟑菌一樣,沒有地球意識,沒有創造價值的意志,更沒有資格干擾人類不斷創造主人的價值,成為移山填海的障礙。

Reference
[Note 1]
www.hk01.com/社會新聞/171399/林鄭月娥為居劏房兒童發聲-批環保人士-代海出聲-反填海
……她又不點名批評有環保人士「代海出聲」反對填海,聲稱不能開發土地,因此她要為居於水深火熱的小朋友發聲。有向來強烈反對填海的保育人士反駁,填海土地屬臨海地段,從過往經驗可見,大多用以興建豪宅,填海無法解決困難戶問題:「如果承諾所有填海的土地都用來興建公屋,我一定支持!」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學術顧問洪家耀反駁,林鄭月娥的填海論不但未能解決房屋問題,反將保育人士與市民對立……

[Note 2]
香港的郊野公園和受保護地區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佔地44 300公頃,即全港土地總面積的40%,

[Note 3]
《明報》李美華:填海的昂貴代價   2018年4月16日

[Note 4]
zh.wikipedia.org/wiki/崇基山
zh.wikipedia.org/wiki/蘇屋邨
zh.wikipedia.org/wiki/海麗邨

[Note 5]
See Ch 2 “Augustine” (p.14-53) in Romand Coles (1992), “Self/Power/Other: Political Theory and Dialogical Eth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nday, March 18, 2018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


我的《信報》文章  2018年3月19日 A19頁頂

《工作收入差距與港府派發現金》全文足本及數據表一


也許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科技還需要10年或更多時間才能在香港的公共巴士、的士內運作,但最近的司機罷工事件,顯示社會確實持續面對大量工作人口收入長期低微的問題。表一比較1999/00和2015/16年度的工作人口及其收入(包括薪俸與獨資、合夥營運收入,不包括例如租金、股息等投資收益) ,數據顯示四項特徵。

一,儘管有通貨膨脹和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在這16年之間的總收入佔整體份比,從12%輕微縮至11%;而最高薪俸的約一成納稅人的收入份比,從12.9%升到14.7%;最高薪0.1%納稅人的份比從3.44%漲到5.61%。此現象可理解為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薪俸收入30至150萬元的人數佔整體份比,從35.61%上升到51.25%,但收入總額份比僅從53%增至56%,扣除通脹後幾乎16年不變。意味中產階級(例如中學校長在2015/16年薪金約130萬元)的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三,有納稅的非法團(獨資和合夥)業務的總數及總收入沒有顯著變化。假定每個業務平均有1.6個東主,則每名東主收入16年來都在60萬元左右。這是中產階級工作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另一個跡象。

四,倘若把稅網外及最低薪俸收入的約三成納稅人數加起來,這群組16年來穩定地保持在240萬左右。展望數碼時代的21世紀,除非出現奇蹟,香港可能有240萬或更多的就業人口長期無法取得有意義的收入增長。這現象與多項經濟歷史研究結果一致。例如麥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 公元1-2003年的研究顯示,在古代技術落後時期,各國人均生產總值都差不多;但自16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Note 1],表示具備知識和高技術水平的菁英的工作收入增長率穩定和持久地較高。工作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現實。因此,政府的理財作用不可能是縮小差距,而是緩解差距擴大所衍生的問題。在數碼時代,港府理財「哲學」更需要多點調整,應對更複雜的問題。

財政政策的重點是稅務及收支平衡的管理。古今中外,民族存亡和發展是國家重中之重,政府開支的根本哲學是「現實主義」(Realism),根據存亡緊急程度、發展需要幅度,增減相關開支 (量入為出、政府支出佔GDP比率等只是原則,而非哲學)。歐洲古羅馬時期為了防禦和擴張,土地、貿易、戰馬、婚姻、銷售、宗教、人頭 (poll tax) 、遺產、擁有和買賣奴隸…都要課稅[Note 2]。之後的變化離不開全民皆稅,徵稅哲學類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目的是根植、培養納稅義務感,故西諺說死亡和稅是逃不了的。中國從井田制到租庸調、徭役(兵役、夫役等)、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雖然主要是向丁男課稅,核心精神也接近普遍主義。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大量的前奴隸或低技術工人既沒有土地,也沒有高收入(被稱為奴工);他們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隨科技發展加速擴大。西方決策者於保持銷售稅(全民皆稅稅種)的同時,將「再分配」概念注入稅制,收入較少者免稅,收入較高者課以累進稅率,哲學上是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引入徵稅範圍。為何菁英們願意接受這種重大的改變?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菁英實際的考慮是如果拒絕,奴工會發動革命,砍掉你的頭顱,搶奪你的資產。反之,如果菁英接受,無論是處於民主還是威權政制,他們都可長期通過不同的形式享有某些優勢 [Note 3]。

在1950-70年代,香港基本上是難民社會,普通工人一窮二白,向他們徵稅是耗費行政資源,且收入非常有限;大部分稅額來自強勢的英資銀行、商行及其高級職員,港英乃乾脆實行特殊主義稅制、現實主義開支的哲學理念,用簡單稅制(免銷售稅與累進稅率)、量入為出(限制福利)為口號,維持管治的生存與發展,其優點多不勝數。但凡事總有利有弊,其中一項是大量市民免稅或繳納很少稅款,其納稅義務感、社會責任感愈來愈微弱。一些人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地每年都應該有某類優惠,若不滿意,怨憤叢生;與此同時,數碼時代加速菁英的收入增長,繳納稅額在總量中佔比愈來愈高,滋生了「我們」與「他們」這類對立、分化的思想(例如仇富)。

緩解的方法,除了我早前的建議「降低直接稅率,並同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換取市民支持消費稅」 (見《信報》2017年3月14日拙文),用適量普遍主義措施來稀釋特殊主義稅務的影響;還要在

未有全民退保前
及
實施消費稅前後,

運用大額財政盈餘向公民派發現金,營造

「同一社會、無分你我、有福同享、有(消費)稅同繳」的價值觀。

因為社會有大量收入低增長就業者,不僅其工作人口比例持續穩定,並且是永恆的現象。

現實主義(理財)哲學警告我們:不合時宜的政策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和安定。

單是「足球員將球踢入龍門 」這個動作不足以得分,它必須按照比賽規則完成後才有意義。單是「派錢 」這個動作不足以凝聚民心,它必須按照政策規範完成後才有意義。如何建立此政策規範並使公眾認同稅務權利與義務,才是對司長真正的挑戰。



Reference
[Note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1-2001 AD (updated to 1-2003)”


[Note 2]
Wikipedia, List of Roman taxes

[Note 3]
1.     C. Wright Mills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Robert A. Dahl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